皖南惨变记（节录）一九四一年中国第一件发生的大事情，当为国民党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之被取消及其皖南部队之被歼灭。这事震惊了全世界。关于此事之经过我们政府已公布了命令，发表了谈话，中外各报也都记载。但据我所知，其语焉不详者固多，而语焉不实者更多。我是个亲身经历这次事变的人，现在刚刚脱险，到达某安全地点，所以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义务，把事变的经过和脱险的情形，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真正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士，并诉之于比较健全的理智与最低限度的良心，以求有遂于团结抗战之伟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确立。只因我狼狈脱出虎口，手头并无材料，所以只能凭记忆所及，将目击事实，一一写来。比较完全的报告，只能俟诸后日。……友军包围圈一月五日晨，全军各部到达茂林及其附近地区。司令部人员驻扎在茂林附近的一个村落上。本拟连日开拔，第一因天雨，其次因各方情报，知道周围情况非常紧张，所以决定留在茂林一带，权作休息。这两天，我和叶军长同住一室。叶、项及周副参谋长讨论军事行动时，我经常是个旁听者。叶军长常戏谓予曰：“再过一些时候，你也可以带兵了”。我这时期的确用力研究军事，实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之名言。住在茂林的第二天，各部队的电台都已经建立起，司令部秘书处的电台，早已和各处通报。据当时所得报告，周围友军确切知道者已达七个师，人数约七万余人，彼等对行动中之新四军已形成一坚强之包围圈，其驻防地点大致如下（仅凭我现在的记忆，或有舛误，但大体如此）：第五十二师——泾县县城一带第一〇八师——青弋江、大康王地区第一四四师——从包村、厚岸到茂林、章家渡一带新七师——自木镇至中村一带第四十师——星潭、三溪一带（自苏南溧水经广德开来）第七十九师——太平、铜山地区（自浙江开来）这样可以说已将在茂林一带之新四军，包围得水泄不通。到此时，新四军负责人才了解友军对新四军不但要加以个别的袭击，而且要全部予以歼灭。证明当日所获情报，友军已“奉令将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更见显明。五日晚间，叶、项、周等就仔细研究对策。当时决定的方针是：友军不开枪，则新四军决不开枪；新四军继续向苏南进发，其路线则躜友军包围圈之空隙。循此方针，乃找熟悉当地地形之工作人员及民众，精密研究脱出重围之路线。当晚决定之后，即分配各部以具体任务，用电报拍去。五日下午，友军某师之一连，已在高岭附近向新四军开枪袭击，当时新四军并未回枪，后来见友军增援冲来，遂予以回击，双方死伤数人，友军被俘四人，即解到军司令部军法处。六日，我和政治部汪科长等特去审问。他们只说此次冲突终不能免，我们完全奉命而行，没有办法。问他们，友军究竟作何布置，坚不肯说。后来经军法处多方探询，始知这四个都是相当老练之特工人员，并非普通战士。六日，军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部长林植夫先生以与陈联络专员亦有几面之交，遂去看陈，且告以友军之布置如此。陈大惊，当时以为林氏此行乃给彼以警告，实则林氏全无此意，仅向彼说明，新四军的意向决不愿与友军冲突而已。陈当场表示：如新四军方面对彼已有所决定（其意是指枪决），请早早执行，如欲令其有所报效，彼当致电并致函于司令长官说明新四军的苦衷，并希望令饬各友军解围。言罢，泪下如雨。林部长就告诉他，新四军对他决无别意，其生命安全，敢绝对担保。同时表示，如彼愿意从中斡旋，使不幸局面得以和缓，则彼以国民一分子资格，表示感谢。陈即乞纸笔，草拟一电报，乃致顾长官者，并写附一信。此外，他还写了一封家书。林先生拿回来，即交秘书处都给发出了。翻过丕岭一月七日晨三时，全体部队离开茂林向丕岭进发。盖事前探知，此处系友军包围圈之间隙，或能通过。将抵高坦，即有某部通讯员来报告，前线已发生接触，丕岭上有友军阻路，且密集开枪，某部已将其击退矣。司令部即在高坦汪氏祠堂上稍事休息，其时天将明，而转酷寒，大家就挤在祠堂里歇下。参谋处又架起电台与各单位联络。周副参谋长当即派一参谋，上岭侦察，如无多大动静，全队人马，即行上岭。旋得报告，岭上已无友军踪迹。全部人马当即沿一小溪前进。当时决定不走大路，恐遭意外之袭击，故循小径上山。沿路有侦察员传达报告，首次称丕岭上尚有枪声；其后称友军已尽退山下去了。经过百姓人家，最初都闭户逃避，当告以是新四军，即开门出来诉说他们昨夜听得枪声、机关枪声，十分惊慌，因事前已有某师一排人马，前来抓鸡抓猪，掳了一通去了。我们告以不必惊慌，不久便可平息。乡民便指指点点，口里说：“这部队真好，真好！”山路越爬越陡，山峰越来越峭。而且峰回路转，好象路总走不完，峰总爬不尽似的。云雾迷漫，涧水峥嵘，真是绝好风景。项副军长笑谓我曰：“打游击才能看好风景。此等地方平时哪里走得到。”这时我就想起，前些日子项和我们畅谈三年游击战时，谈了几晚还没谈完。他当时也说江西、福建、广东边境的好风景，他都看遍了，将来谁要写一部东南风景志，那非请他为顾问不可云云，询非虚话。路过一小山洞，洞前有机枪弹壳甚多，知为友军早上打新四军时所用。其实项及袁国平先生均称，此路曲折而险，如友军在此等山坳处对我施以袭击，且坚守不退，则确乎难于通过的。我们最初都骑马上山，后来路转险陡，遂徒步爬山，马都跟着走，骡马都气急喘喘，累得要死。路过一处断崖，我们都累了，就驻足休息一下。将行，叶军长忽然大发风雅，站定在山野旁边叫我道：“俊瑞，我有两句诗，你接下去和成一首，好不好？”我想叶军长在此又饿又累的时候，还有如此雅兴，而其实，我当时的兴致也并不坏，就应他说道：“好，不知我接得上否？”他就念出他的两句诗来：“雾里美人云里山，临崖立马君试看。”真是不仅风雅，而且有些风流呢。老叶对其夫人之爱和惦念，我是深深知道的。我想了一下，便转换口气念道：“层峰直上三千丈，出押蛟龙插翅飞。”这仅表示我当时的希望而已。我们吟的虽是歪诗，但回想当时的情景来，真是怪有味道。再过了几个山头，快到丕岭顶上时，即听得那边山下有枪声。等到爬到山顶，则山下不仅有步枪声，且有几阵机关枪声。于是知道战斗尚未结束，大部队尚无希望过去。在山顶休息片刻，山下枪声稍疏，乃朝着枪声起处，走下山去。此时，我们事实上已经上了战场。我和任光先生等都是未习惯于战场生活者，那时心境确有些两样。但此种感觉亦异常新鲜，同时预想此种情形亦大约不会继续好久，不久即能平静。沿路就看见几个新四军的负伤战士，躺在路旁，工作人员在为他们敷药，且有担架等着。有两位受伤颇重，口中喊痛喊妈不止，我们见了心里非常难过，但亦只有把他们留在后面，此外别无办法。因新四军的医院早已撤销，医务人员差不多全已调离皖南。当时我们都说，假如此时沈其震处长在此，其心中不知要苦痛到如何也（沈处长对伤病兵员之爱护，无微不至，是全军皆知的）。我们下山时，步履都极慢，因恐两旁有友军埋伏，事前总先派人员上前侦察，然后前进。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到山谷内（皖南人称为坑）。坑内有

三、四户人家，我们因为肚子饿得不得了，就走上一户人家，给了些钱，叫他们烧些东西给我们吃。谁知村里人回答，他们的米早已给友军拿光，他们的一个病孩子，今天还睡在床上叫吃没吃呢。不单这样，他们的衣、被也已被拿光，那位家长出来见我们时，身上还穿着他女人的一件夹衫。我们无奈，就将各人所背米袋（行军时，多数背一长形的米袋）中的米，拿出一部分米，借他们的锅子，烧些稀饭来喝。我的卫士在茂林街上替我买了一包花生，也全拿出来，大家吃了。吃了之后，精神大为振作。而其时步枪声、机枪声又来得密了。而且到傍晚时，还听得很近的炮声。星潭遇阻——第一次折回叶军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个卫士，亲自到火线上去视察。他回来时讲，坑口一部分仍为友军占住，坑口前面就是星潭村。据侦察员报告，友军第四十师（从苏南开来的）在该村筑有碉堡，其中有两个辅助碉堡，新四军已经占领，其主要的一座仍在友军手中。现友军封锁坑口，火网猛而密，所以完全不能前进。当时某参谋即建议，翻过裘岭或另一山岭，或能冲出重围。盖当时新四军一团和三团正在星潭一带和友军激战也。将晚，叶军长即召集一军事会议，项、袁、周等均出席，对当前局势及眼前处境作慎重的检讨。会议历六小时始散，决定不向前进，而自该坑撤退，再翻丕岭回到原路。当夜即仓促出发，检查人马时，见已有小部分迷路散失者。黄源先生率领之印刷厂职工，其时即四处寻找不见，盖因黄昏天黑，失却联络所致。直到第二天下午，我们已到丕岭另一山脚之坑内时，才发现他们蓬头垢面的来到。盖他们已伏在山上榛莽中饿了一天一晚矣。当天晚上重翻丕岭之时，实已非常疲劳，因为白天刚才翻过这云峰层层的高山，晚上又要翻过去。加上天色漆黑，又不能照火把，张电筒，实在难走。任光先生还要扶着他太太。我则恨煞是近视眼，山径曲折，一不小心，就要迷途。我没有办法，只能叫我的卫士在前面走，我在他背上缚上一块白手巾，走时只能不看脚下，单看他背上，跟着走去。因为当时跌跤事小，迷路事大。当然，有时沿绝壁走时，跌跤也并不好玩，一失足便会成千古恨的。但毕竟跌跤事关一己，迷路则事关大家，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如若你一人走错了，后面的人就会跟你全都走错。这种苦痛经验我们后来遭遇不少。即如这翻丕岭之行中，黄源先生一干人马之特别吃苦，何尝不是如此。在没有翻过山顶的时候，经常担心背后有炮打过来。那时“灯光管制”特别严格。叶军长屡屡从前面口头传下命令，绝对不准点灯，不准掉队（即落伍的意思）。但我就是一个时时刻刻有掉队之虞的宝贝。这时我才悔恨不该把眼睛弄成这样的近视。至于点灯，也是有的。这是几副担架，中间有一副就是担着社会科学家朱镜我先生。他是政治部宣教部部长，他害胃病很重，最近因跑路爬山，过于辛劳，就吐起血来，行走不得，所以只能睡在担架上。另外一位，就是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先生。他刚才在临时军医院割治盲肠出院，就碰到这样的关头。他也行走不得。另外的就都是这次受伤的战士。这些担架，在漆黑的深夜，要抬上这样陡的山岭，路又狭又不平，如若没有火把，那怎么行呢！所以虽经军长再四严令不准点灯，而还有盏灯火点着，在山岗上如萤火疾飞者，以此也！来到山顶，有些人实在已经走不动了。任光先生的太太眼睛也不好，拖住任光先生走，弄得他满身大汗，气都喘不过来。他委实走不动了。一面因为肚子饿，我实在也走不动了。老于行军者如教导总队队务处长（后为代理参谋处长。因原任参谋处长赵凌波已调到第一团去协助傅秋涛，为副指挥）张元寿先生，走到山顶也只得躺着，走不动了。当然，他又当别论。他是从江北赶渡江来（因曾被派侦察无为一带交通线路），又被调到参谋处工作，连日连夜毫无休息所致。这样走了

五、六个钟头，才重新翻过丕岭，到得一家土纸厂里休息。太累了，一倒在稻草上就鼾睡了。到后来，从纯军事的眼光检讨起来，如果这次不折回来，沿裘岭及其左右，两翼包围，当时完全有冲出重围的可能。高岭再遇阻——第二次折回八日晨，天刚亮，就起身。吃过早饭，就又向原路退回，朝高岭进发。当时新四军负责人认为，高岭坑道左右，有间道可以通过，也许可以避免冲突。此时大家估量局势已成定局，三战区陈联络参谋同行，亦未见其有何帮助，乃请其回去，免生其他误会。彼乃去。临行时相互道谢而别。我们仍是沿着山涧走。叶军长及其卫队是在先头走，我们在后面跟着，还都骑着马。我们在马上一时看看风景，一时还可以读读书。走过小村庄，老百姓站在门首，看我们走过，总显得惊奇，觉得这个部队温文尔雅得可以，骑在马上走路，还要用功看书。将午，前面又隐约听见枪声。侦察员来报告，高岭有友军第七十九师拦路，现正与五团冲突中，详情待续报。这时我们沿路看见，有五团战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向前增援，就知道高岭战斗，一定相当激烈。再想继续前进，但闻炮声及机关枪声益密。于是又碰到了钉子。但那时叶军长却率领其一部分卫队独自上前去了。大部队却停在路上。项副军长等即请叶回来，又坐在山脚下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再度忍让，毋使冲突扩大，立即命令全队人马仍向原来路折回，将晚到达土纸厂，权且做饭宿下。当夜，叶军长和我住在一个阁楼小房间里。晚饭后，他告诉我，他已致电重庆及延安，说明目前处境之困窘。他认为这局面恐非一再忍让所可解决，如此下去，全军人马恐怕都要拖累而死。他还追述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在潮汕一带退兵的情形，言下，不禁长叹。我当时还不知道，当晚要立即动身。所以还准备睡觉：把皮包解下来了，呢大衣脱下了。叶军长告诉我：“就要走的，不要睡了。”果然，不多时某参谋就来通知立即出发。于是我们立即上路。在未出发前，司令部命令各人把行李全部重行检点一下，将一切不是最必需带的东西，全部送给当地老百姓或竟丢弃，准备轻装战斗。这样，我就只留下一只身上背的小皮包，一条轻的小棉被，一身短衫裤。其余的全部丢了。这丢，对于我当然是非常伤心的。这里面有我三年多来的读书笔记，特别可惜的有一部在重庆时所写而在皖南已部分补充完的原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约十二万字，另有一篇去年十二月间在司令部时所写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及其指导问题》稿子，约三万字，都被迫丢掉了。另外，还有两张答应人家永不丢掉的照片。但这些损失，如和当时全军所丢掉的东西相比，又算得上什么呢？大雨和弹雨又是黑夜行军。又不准点灯！不准掉队！我们向高坦进发。今夜行军的情形和前两天完全不同了，现在已变为完全的战斗行军。新四军，从所有的负责人到全体战士，都认为再作退让，便是死路。无论如何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站在保卫民族抗战力量的立场上，坚决战斗了。我们要老实说，当时新四军因为连日的“倒回头走”，士气已经大大受了影响。而且此次移动，绝不准备打大仗，原有粮食全部转让，现在这山区里边，并无大的村落，如何办得到这许多粮食？所以当时大家觉得问题是非常严重了。半夜，到达离高坦

三、四里处。两边都是紧密的机关枪声。流弹已纷纷从头上掠过。夜是漆黑，北风刮得劲，冷到刺骨。我们停立在路旁。其时叶军长已亲率一部分部队，在高坦山坡上作战。这里对新四军作战的主要是第一四四师，他们在高坦两旁山上，都构筑了工事，布置了机枪阵地。等到先头部队到时，他们便密集射击，所以叶军长就命令部队向前冲去。这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几千个非战斗员的队伍都站在高坦附近的路上，其时忽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把所有人马下得都象落汤之鸡。再加上刺骨的北风，简直吃不消。我们这几个人弄得一把伞，大家紧挤在一起，还冷得牙齿突突作抖。流弹密密的从头上飞过去。大家静寂地站着。对面山坡上离我们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已有人持着电光在梭巡。我们想：如若是友军，我们就都糟了糕。前面不断传来叶军长的命令，叫三团、五团等等武装队伍赶速前去增援。大家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这些增援部队身上。我们站着的一条路是很狭的，这些非战斗员要尽量让战斗部队赶上应援，有时被挤下路边的水沟里去，似乎也觉得应该，好象这样才算尽了一点义务。快要到天明的时候，枪声稀疏了，前面来的报告说，友军已经给这边打退了。于是我们就走上前去。走过桥，就是高坦的汪家祠堂。不多一刻，就有一个副官走来，对我说：“军长请你去。”于是我们就走进祠堂，叶军长就在右边厢房里休息。我和任光先生等因为站在路上一夜，吃风吃雨，疲乏万分，也急急忙忙倒在铺上就睡。那时从叶口里知道，这祠堂左右两个山坡的友军已经全部退出，但友军封锁重重，前面山头还在友军手中，并且已有开始向这边进攻的模样。同时，叶军长又在向集合在祠堂附近的部队训话了。但我们实在因为太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了一觉再讲。走上高坦火线枪声和炮声越来越密，毕竟睡不得。我们也就爬了起来。须臾，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来了，叶军长见了大大欢喜。张在内战时代，曾任红军师长，是一员猛将，性如烈火，但坚贞胜常人，作战尤勇猛无比。他一到，叶军长便命他先到背后坡上去视察一下阵地，然后带了人马，向右翼迂回，绕过友军背后，设法冲出一条路，可让干部队伍通过。（那时作战主要目的即在保存干部力量，其他在事实上已难顾及了！）其时，祠堂门外忽欢呼声大作，我们都莫知所以。我就出去一看，见政治部工作人员及大批在休息中之战士在高呼“欢迎友军参加新四军共同抗日。”仔细一看，一群人簇拥着一个战士在中间走。后来才知道他乃一四四师的一个排长，在早晨战斗中率领其半排人投诚过来，且携带枪二十余支，还有些子弹。众人把他推到祠堂左旁的草坪上，由政治部人员即席致欢迎辞，略称：“我们决不愿打友军，我们要求友军让路给我们转移。这位同志能深明大义，率部投诚，共同抗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说完，他们一阵热烈的鼓掌。那位友军排长感动得什么似的，他梦也没有梦到，到这里来会受这样的待遇。在场的战士们就唱起新四军军歌来，唱到末尾：“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时候，特别有力。忽然间，“轰！”的一声，向这草坪方向过来。“大炮！大炮！”大家叫着。那位政治部的临时主席，就叫着：“大家散开，快快散开！他们的炮兵阵地找见了这里的目标了。”于是一面临时装成，写着：“欢迎友军同志！”的大旗在前面引着这位排长到祠堂里来看军长。那时叶军长已从房间里走到祠堂里，那位排长由人领过来，他见是叶军长，便立正行了敬礼，大有觳觫之概。叶军长立即温慰他一番，接着就问他的姓名，在哪一部队，他一一回答了。“你为什么要投诚？”叶军长微笑着问，手里摇着他那支随身不离的手杖。“我们不愿打新四军。”“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打我们新四军呢？”“因为新四军抗日的。我们同你们共同打过日本兵。”“新四军不是‘匪军'吗？你怎么相信他会抗日的？”叶军长笑着说，那时听的人，大家都笑了。叶军长是怪会这样幽默的。比方，他对那个看守汪家祠堂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说：“你们汪家出了大好老了，出了汪精卫这个皇帝了，你们这些姓汪的还会苦吗？”弄得那老头儿窘得连连摇手道：“不、不、官人，他是广东汪，我们是安徽汪呀。我们没有交关的，官人！”那排长连忙回答道：“不，不，那是我们长官教我们说的。我们知道新四军顶平等、顶文明，你们打敌人打得好。这次长官命我们出动，说是打敌人，谁知是打你们！”这时后面的枪炮声又紧起来了。叶军长就嘱咐政治部好好照料那几位友军的战士，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不要去打搅他们！还有广位友军战士挂了彩了，军长嘱咐好好先替他敷药，而当时新四军自己的负伤战士，还有几十个躺在祠堂厅堂上等敷药呢。护士们就替那位友军战士先敷了。当下叶军长就带了参谋一些人员上山督战去了。所有上山的人都拔出驳壳枪准备冲杀，我们也跟上山去，走上第一线。前面指挥的人，叫大家伏着爬，不能站着走。友军的阵地就在对面山坡上，离此不到一千米，我们抱着充分的战斗决心爬上山去。这是个小山。前面友军阵地所占的山比较高，大炮不时向这边放。不过，很奇怪，我没有看见这些炮击损坏了什么，于是我对炮的戒心减少了一大半。爬到将近山顶上，叶军长拿着那个望远镜，挂着他那副照相机（这是他永远带着的），撑着那根手杖，独自站在那里，对面山上的子弹“虎！”“虎！”“切！”“切！”地飞过来。他兀自不动站在那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友军的阵地。他指挥着左右山头上新四军的队伍向对方射击。“带了你的辩证法上战场”新四军这时候除开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冲出一条血路之外，其余全无路走。现在各个队伍都开上火线了。连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工作人员队也都开上火线去作战了。所谓干部队者，其学员都是全军各部调来的现役干部，为求深造，所以再入队受训，使干部的政治与技术水准更加提高。政治队则是专门培养部队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和文化教员的，来队学习的差不多全是后方思想进步的青年。他们格于后方环境，不能偿其抗日夙志，就纷纷到新四军教导队来学习。最近的教导总队第

三、第四队约三百余人，都是政治队。而第四队的学员都是最近入队，训练才不过一个月，共一百多人，其中多数系来自上海，浙江、江西一带之知识青年。有几个女青年，原在胡兰畦女士领导的妇女劳动战地服务团工作，最近脱离该团，来到皖南，也加入了该队学习。另有一位王君，原在重庆全民通讯社工作，近因环境关系亦脱离重庆来皖南，原来想参加战地文化服务处通讯组工作，他中、英文都很好，长于采访工作，终于因为战地文化服务处的工作人员已都离开皖南北上，不得已遂亦参加第四队学习。这些青年同志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学习些抗战建国的理论和军事技术，替国家切切实实做些事情。如今受训一月，枪刚才会拿，是否会放还大成问题，现在却因友军所迫，不得不奔上火线，找求活路。一小队、一小队的增援部队从指挥所（我们所站的那个小山坡）的小径转到另一个山坡上去。这里便有教导总队的干部队和政治队。我和他们都熟悉，因为我也曾上过他们的课。我看见那位姓王的朋友（他从重庆来不到两个星期）居然也捏着一支梭标，挂着两个手榴弹（还没有带步枪），向火线上走去。他看见了我，连忙向我招呼，同时表示惊异：为何我也冒险站在那里准备冲锋！四队里还有一位刚从桂林来不到两个月的朋友，他却能背枪了，现在昂然跑步上阵地去。他们都很紧张、兴奋，同时脸上都显得带一点骄傲的坚定。他们已经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因为在那时个人是何等的渺小呀。任光先生也爬在山坡上，和我一道。他经常时时提起的那种在巴黎和马赛生活的回忆，那种愉快而有生气的回忆，现在这些都变得十分猥琐，他绝口不提了。总之，人到了这里已全都变了，人的生命决定于集体战斗的一瞬间。大家都显得勇敢，都显得美丽。同志的爱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类在这时才从生命的血肉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你笑，只能通过大家来笑，你哭，也只能通过大家来哭。光荣与毁灭决定于刹那之间。你看那叶军长，简直满身是胆。他在泾县之战，敌机十多架已经低飞到头上，开始丢下炸弹，他还要站着拍敌机的照。现在友军的流弹集中射到这山坡来，已经从“虎！”“虎！”“丝！”“丝！”之声，多数转而为“切！切！”之声（这声音表示流弹已近在身边），他还在站着打望远镜。这是一个英迈的躯壳，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他镇定得象钢铁做成的人，在这个人的灵魂里蕴藏着热烈的爱，辛辣的恨和新人类的幽默，甚至于诙谐。我也早已爬上了山顶，借着叶的望远镜暸望友军的阵地：看他们忙着放机关枪，忙着在树丛中放炮，忙着在爬上爬下，转过头来又望着新四军的阵地。很多人已经发动了冲锋，因为冲锋号已经吹了两遍，已经有

五、六人爬上友军阵地的山脚，后面有二十多个人紧紧跟着。又有一队教导队过去了。又是一部分四队的学员。他们对我都十分熟悉。一位学员红光满面，十分兴奋地招呼我：“喂，钱同志，你看，我们是带了你教给我们的辩证法上火线的啊！”原来我在他们队上曾经教过新哲学的。当时我被他们激动得几乎流泪了。战斗在进行着。战斗快要结束了。友军大部已退却。这边的部队开始进入友军的阵地去。饭，从山脚下挑上来，大家吃了一个饱，现在我们是什么辣的苦的酸的都要吃了。饭，米甘如饴。迷失了道路高坦战斗到下午已完全结束。新四军各部就继续向前进发，预计在大康王附近或能找到一条间道，容许部队通过。但当时友军之封锁已如铁箍，其实已再不容存此幻想。晚八时许又开始行动，预定爬过东流山，向大康王进发。是一月九日事也。其时，部队已相当分散。我们参加司令部的行列，背后是各机关和一部分队伍。初行时，微有月光，行时不太困难，此次所爬山径，均未翻过岭顶，盖东流山之岭顶太高了（比丕岭还高，确苦死了教导队，详见下文）。行十余里，作小休息。其时忽有人来报告，谓“捉获一人，在路旁鬼头鬼脑，探问路由，其人谅系奸细，惟彼称认识你，且可由你担保，他是教导队学员。”我即请那人过来，视之乃新自重庆来之全民社通讯员王君也。他确由我介绍到教导队学习。我即问王君，何以孤伶伶在此问长问短，他答道：“奉命侦察这一带路线，因第

三、四队亦想在此设法通过。”我遂叫人释放他，并温言安慰之。王君乃去。真苦正惨！他那等文弱书生，怎当得起那般惊骇！当晚，月色昏黑，山径狭小。一声起行，各个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乃人马杂沓，不辨路径，故我们和任光先生等一千人马，便与叶军长等失散，而参谋处人员也一时不知去向。我们仍策马前进。其时夜色更加昏黑，去路完全无法辩认。转过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