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适用哪些范围

[合同与协议的区别及法律效力有哪些]原发布者：lqyc221 合同与协议的区别从本质上说，合同和协议没有什么区别。《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这一概念中可以...+阅读

悬赏广告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这在明确赋予其合法地位的国家，一般不生疑问：只要一个行为符合悬赏广告的客观外形，法律就承认其是一种法律存在，而不问其具体内容为何，也不问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具有什么身份，都应受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调整。这样，如果悬赏广告符合特定的生效要件，就可以生效；反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德国、日本等民法就是这样规定的，这些法律文本提出的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不仅是形式上具有同一性的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无区别性的法律机制。可以说，这是主流的观点，诸多关于悬赏广告的学说均由此展开。但学术的生命在于争辩，而不在于附随。近来有学者基于法社会学的思考方法，认为悬赏广告可以分为对世型和对人型两种。

其区分标准在于：前者是实质意义上的悬赏广告，而后者只是采用了悬赏广告的形式，向特定的“隐蔽的人”发现的意思表示；前者具有进行效力判断必要性，而遗失物悬赏广告这类的对人型悬赏广告是确定无效的。 [1]换言之，只有对世型的悬赏广告才是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制度的适用范围，而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不属于此范围，且遗失物悬赏广告属于无效法律行为类型。

无疑，这种区别性观点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其提出了对悬赏广告进行区别性调整的主张，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这种区别性观点是否妥当，尚值得探讨：第一，从悬赏广告的内在构制而言，这种区分标准没有合理性。首先，悬赏广告是一个找人机制。悬赏广告的发出，其目的是无限多样的，但共同之处在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达到广告人的意图，而“他人”对广告人而言是不可知的，所以其才借助悬赏广告来对世寻求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他人”，此人出现之时，也就是悬赏广告目的达到之时，只有在这个时候，此人才是特定、具体和明确的。

无论对世型悬赏广告或对人型悬赏广告均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对人型悬赏广告中的相对人潜在的特定化，就否认其不是悬赏广告。其次，悬赏广告中有优势机制。在悬赏广告中，只有完成指定行为的相对人，才能成为报酬的获得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人处于劣势，其不能获得报酬，也就根本不能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制度所容纳。这在对世型的优等悬赏广告中犹为明显，即相对人之间相互竞争，优胜者才能成为悬赏广告中的权利享有者。

在对人型的悬赏广告中，同样适用优势机制，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处于优势的人不是从竞争中产生的，而是取决于其对信息的占有（如发现逃犯线索之人，可以从悬赏追寻逃犯之人处获得报酬），或是对事实的掌握（如拾得遗失物之人，可以从悬赏寻找遗失物之人处获得报酬），只要这种垄断优势没有违法性，都不妨碍优势之人成为悬赏广告的受益人。

当然，这并不排除对人型悬赏广告也具有竞争机制，例如发现逃犯线索的人为多人，一般就只能由最先向广告人提供线索的人取得报酬，在这里也存在竞争性优势机制。可见，这两种悬赏广告在内在的构制上没有区别，那么这种区分就不太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