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下乡知青补贴政策

[司法局“四下乡”活动情况汇报]根据《××县文化科技卫生法律“四下乡”集中活动方案》的要求，我局组成“四下乡”法律宣传小分队开展法律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并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任务，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阅读

2017年下乡知青有什么补贴？下面是小编整理关于2017年下乡知青补贴政策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17下乡知青补贴政策

老知青有退休补偿系谣言市社保局：政策未出台

“家有知青的注意了，看是否符合条件进行补偿。”

近日，一则打着知青可有退休补偿名号的微信消息在朋友圈中流传开来，这条微信中显示，凡当过知青的老年人，均可在每月的退休金中得到50到600元不等的相应补偿。

2月28日，记者求证济宁市社保局得知，这是一则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2月24日，退休数年的王阿姨在微信上收到一条老同事发来的消息，仔细一看内容，王阿姨高兴坏了。

原来，这条微信上写道“给老知青补偿的方案终于定下。

一、插队和兵团一样待遇。

二、目前退休金不足每月4000元的，每月补600元;不足6000元的，每月补300元;不足8000元的，每月补100元;超过8000元的，每月补50元。

三、下乡时间不足三年的，按上述档次的80%补偿;不足六年的100%,超过六年不满十年的，120%;十年以上的，150%.

四、各省市可以跟据本地区的财政状况，提高此比例，但最高不得超过50%.”除此之外，微信里还提到了养老金增加的消息，上面写道“养老金增加的可靠消息，每人130元，工龄工资每年3元，再在2014年12月工资的基础上增加4%.去年是3%,提高了1%.16日到账。

六十岁加20元，七十岁加40元，八十岁加60元。

上述是今天开会得到社保局证实。”

“看到这个消息后我半信半疑，但是上面写着社保局已经证实了，而且是我以前的老同事发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王阿姨告诉记者，她随后便把这则消息分享给女儿赵女士。

“现在微信上谣言太多，老年人的辨别能力也比较差，我看这个消息并不像官方发布的，便打电话到社保局进行询问求证。

”赵女士说，当时工作人员就告诉她，根本没有这回事。

赵女士告诉记者，母亲曾是知青，那段经历让她吃了不少苦，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经历，现在听说有国家补偿的消息，她们的小圈子里传得很厉害。

”赵女士说，但是这种不负责任的谣言也让她感觉很心塞。

“像我母亲都快60岁了，听到这种消息可高兴了，但这始终是个假消息，编这种东西骗老年人的人实在不道德。”

随后，记者联系了济宁市社保局，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从未听过类似“知青养老补偿金”方案。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谣言，我们没有开会确认，也没有向任何人证实过，更没有接到过任何类似文件。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至今未收到关于2016年企业养老金调整的相关文件，所以现在仍然执行2015年出台的企业养老金调整办法。

“一切消息还是要以我们的官方网发布为准。”

知青的养老金参保是如何规定的

所谓“老知青”，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从城镇上山下乡到农村当知青的这一大批人。

目前，这一大批人中的大多数已到了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年龄。

他们中的许多人返城后工资不高，退休后收入就更少，还有不少人因企业的关、停、并、转下岗而多年生活无着落，因而成为社会又一新的困难群体。

“老知青”中的特困群体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同时也是在大多数地方一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从有关媒体看，这个问题不仅在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和大城市存在，而且在不少中、小城市和城镇同样比较突出。

目前从不少渠道反映的信息看，“老知青”问题在不少地方解决得并不如意。

为此，我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对“老知青”给予更多的关注，妥善解决“老知青”社会养老问题，把它看做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我们建议：

1.国家政府部门制定出台有关政策规定，出面协调地方有关部门，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把返城知青的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关系转到现在的居住地。

2.各地政府制定出台有关政策规定，原城市下乡知青“农转非”后在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市居民“低保”时，其知青身份和下乡年限以原劳动(知青办)管理部门审核认定的结果为准。

具体操作办法应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

同时，通过国家有关方面出台的相应政策，规定各级劳动保障、民政、财政等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将已经“农转非”的下乡知青作为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市居民“低保”覆盖面的重点，尽快纳入保障范围，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老年大国。

知青作为今日中国老年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在当今的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更多，情况也更为复杂，急待政府和社会各方给予关注和支持。

本文仅根据国内已公布的各类相关数字和政策，对当前中国知青养老问题作一深入剖析，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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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慨况

中国从21世纪初就进入老龄社会。

根据国际统计的惯例,通常60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10%，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中国早在2005年，60岁以上人口比率就已达11.5%，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达到7.6%。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的五分之一，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截至2011年底的数据，大陆60岁以上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7%。

而在2014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养老研究学者的最新数字，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己达2亿，占全国人口15.4%。

中国三无老人(即无子女、无老伴、无经济来源老人)已达3000万，而全失生活自理能力、半失生活自理能的老人有3000万，空巢老人有1亿。

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曾提出：中国养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老龄人口基数过大。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截至2012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

并预测2020年老年人口达到2.43亿，2025年达到3亿，到2035年，中国将会出现不足两名纳税人就要养活一名养老金领取人。

由于老龄人口呈现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趋势很明显，加之“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特定结构，中国未来的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峻的国家，而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更使中国面临的养老压力空前沉重。

受知青返城相关政策的影响，中国第一大市上海现时号称中国“头发最白”的城市，全市人口中超过20%逾60岁。

而到20030年，这一比例将达40%。

北京的老龄人口现时占总人口比率也超过了15%。

不久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表示，1990年18个中国人养一个老人;2000年10个人养一个;现在3个养一个;很快就将要2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

“银发潮”的来袭令中国跑步进入老龄社会。

二、知青老年化状况

在中国社会养老的大形势下，知青老龄化状态及养老问题尤为严峻。

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各类的不完善“阵痛”，诸如基尼系数过高，贫富差距过大，缴纳社保金和退休养老金领取出现双轨制，社会养老资源稀缺匮乏等，知青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60岁至70年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到70%左右。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亏损倒闭、破产、改制。

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其中知青占75%左右。

21世纪初至今退休的老年人中，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占三分之二。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老知青刘晓萌在《不要美化上山下乡》一文中说：“现在城市的底层，被边缘化的贫民，很多都是当年的知青。

前几天看到知青作家梁晓声有个谈话，他说85%的知青处在社会底层。

落入底层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有的原本就是工农子女，家境差、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他们在农村呆的时间较长，后来没能升入大学;再有就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

所以我觉得不能忘记这些人。

他们落到今日的境地，当初政策的制定者要负很大责任”。

(二)知青老人中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最低层，退休金低，仅够维持自身生活，若患病或需要护理，就会捉襟见肘，无力承担，陷入窘困境地。

2013年2月22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老人近四成人认为养老金过少，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

绝大多数知青未富先老，退休后由于领取的退休金少，社会保障低，早已沦为社会最低层的庞大弱势群体。

学者杨娟、李实在《世界经济文汇》2011年第5期刊登《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指出：“文革的十年浩劫造就了一代特殊的人群——知青。

他们经历了经济转型中不可避免的几次震荡：年轻时遭遇文革不得不下放到艰苦的农村或农场，中年时因为教育程度所限面临下岗的困境，晚年时其子女的就业状况又出现严峻的挑战。

”该文指出：“上山下乡使知青的教育中断，从而可能会影响到之后的收入水平。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会随着教育水平或教育年限的提高而增长，所以上山下乡对知青的收入水平有明显负作用。

文革造成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断，类似于欧洲国家所经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减少了年轻人的教育投入，也使其收入遭到损失”。

该文并指出：“通过运用经济和统计的分析方法，估计了下乡经历对知青工资的影响。

发现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低收入知青群体的差距非常大，也就是说一部分知青的生活将非常艰难。

对排除政策补偿的工资进行OLS的回归结果表明，下乡经历对知青收入的影响显着为负”。

(三)由于中国1979后来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老龄化时代的到来。

因知青家庭基本上都只生育一个子女，知青老龄化后，许多知青子女不在身边，养老靠子女成为一种奢求，导致知青老人中空巢现象很普遍。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知青老人已逐渐进入半失能、失能状况，更令晚年养老举歩维艰。

三、知青养老抽样调查

笔者是一位1969年下鄉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的老知青，大量耳闻目睹周边熟悉的知青老年之艰辛凄凉，一直密切关注知青老人到生活状况，不久前自发做了一個知青老年生存状况的调查，对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四营26连、28连、30连的扬州知青返城后的状况及养老情况进行了调研分析，把調研知青分為四种类型;

(一)特困户：有的知青经济条件差，终生未娶，无子女，孤寡老人;有的知青已丧偶，40多岁就下岗，身患疾病，每月只有300多元生活费。

子女也是普通工人，收入较低。

這樣的特困户有18人，占调查知青总数400人的4.5%。

(二)贫困户：有的夫妻双方是知青，都是下岗、退休职工，单位倒闭或卖给私人老板、原单位领导层。

他們的职工身份已置換，买断工龄，一次性拿了2-3万元的买断金，失业回家，“五金一险”要由自己交;或由原单位先帶交，但个人要打借条，退休后在退休金中扣除。

一些人失业后雖又重新工作，但都是无技术含量，劳动量大、报酬低的工作，还要供子女上学，赡养老人，生活十分窘困。

這樣的贫困户有365人，占调查人数的91.5%。

上述的特困户与贫困户合计有383人，占调查人数的95.75%。

(三) 富裕户:知青夫妻双方或一方是企事业单位、國企的领导、中层干部、學校教师等。

他們退休前的收入颇丰，退休后所領的退休金達5000元以上, 還有医保、商业保险、年金等。

这样的知青富裕户有9人，占调查知青的2.25%。

(四) 富足户：有极少数知青回城后較為幸運，在改革开放政策下经商下海，经过努力拼搏，如今事业有成，成为知青中的成功人士，经济相當富足。

这样的知青有3人，占调查知青的0.75%。

上述的富裕户与富足户合计有12人，占调査人数的3%。

以上知青养老状况调查結果雖然范圍有限，但卻是全国知青老年生活状况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江苏属于全国经济发达地区, 知青状况已經较其它地区為好，相信其他內陸省市的情況會更差。

四、知靑养老调查結果综合分析

根據上述所作的抽样调查，筆者特對國內知青晚年養老情況作一粗略分析。

(一) 贫困户占絕大多数

筆者調查的特困户与贫困户占95.75%，占调查知青的絕大多数，這一情況值得注意。

清华大学教授李強認為，現時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民众有55%，中层阶级約占30%左右。

按照李强教授的分析，知青的贫因比率是李強教授分析比率的0.75倍，明显高于其他的社會群体。

知青老人的絕大多数生活在中國社会底层，低退休金仅能维持日常简单生活，平时的文化生活，休闲旅游，定期体检等有品质的生活需求，只是一种奢求。

若遇患病需要治疗护理，或生活失去自理能力，就必然陷入窘迫凄凉的境遇。

现在內地老人中常见的心血管病，只要住院检查治疗10多天，就得花费1萬多元，除去医保能报销75%，病人还要自费30%另还要付“门槛”费800元。

如果碰上动手术，連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红包” 在內，动辄就要几万、十几万，这对于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勉強渡日的知青老人，實在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故有知青這樣無奈自嘲;“小病拖，大病扛，只有等着见阎王”。

有一位男知青出身贫寒，身患肺结核、内风湿多種疾病，终身未娶，孑然一身，成了孤寡老人，长期臥床，生活不能自理，也无钱到医院治疗护理。

扬州市仅有一家公立的福利老人院，远在郊区，床位早滿，排队輪候要10年后，而且不接收失能老人。

故此，这位知青只能孤身躺在家中，死拖活捱，靠社区義工不定期地探望、顿饭，有時送一次饭要吃

一、二天。

盡管當地知青已經组织起来，經常送饭护理，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無法给予穩定、有保障的治疗护理和生活照应。

2013年，这位长期臥床患病的知青死在家里一星期后才被人发现，還是知青和社区派人把其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火化后骨灰无人要，無法安葬，社区要知青把骨灰带走。

这个 “三无” 知青老人最后這樣无依无靠死去的凄惨境遇，是當今社会的缺失和耻辱。

有一位女知青刘春兰1969年3月上山下鄉，下鄉前就有严重哮喘病，说话走路都喘得厉害，下鄉后根本不能参加体力劳动，连队分配她看菜园，回城后分配在社办工厂工作，工资低，无钱治病。

九十年代下岗后，女儿失业，丈夫踏三轮车，生活更为窘迫困难。

她日常简单生活都难以为继，更无从到医院治病，也不参加任何的知青聚会，在极度贫困中苟延残喘，对未來生活失去信心，心情极度痛苦絕望，最终上吊自尽。

还有一對知青夫妇，女儿在国外工作，这对空巢老人退休金加起来只有2000多元，生活艰苦，无钱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和保健护理，身体状况日渐恶化，后來中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女儿雖回國陪伴护理照顾一段时间，后來也回去了。

这对知青老人经过治疗，稍有恢复，但行动不便，只有半自理能力。

后经当地知青组织爱心小组热情相助，轮流帮助买菜、烧饭，料理家务，扬州电视台专门為此报道表扬。

类似以上事例还有许多，不逐一例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现象还会越来越多，知青老人的不幸事情还会經常发生。

(二) 富裕户少，有的因病致贫。

知青调查中的富裕户、富足户只有12人，占调查知青的3%。

按清华大学李強教授的“城市中层阶级占30%”的推断，若富裕户就相当于城市的中层阶级，知青中层阶级只占城市中层阶级旳十分之一。

筆者调查的400个知青中，沒有一个公务员编制，只有两人虽在市级局机关担任中层干部，但只是亊业编制，虽然在职时工资待遇与公务员相差不大，但退休后待遇与公务员退休差距较大，退休金只有公务员及同等退休人员的60%左右。

知青的富裕户雖然比贫困户退休金高一倍多，医疗保障，生活质量也要好得多，但他們有时也脆弱。

因为年紀一天天老了，随之而來是就是年老体弱或患病，也要進入弱势群体。

老年人都會有依靠感，希望能依靠子女。

然而由于知青絕大多教是独生子女，据统计知青中近三分之一是空巢老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有钱的稍好一些，老人可以住进私办养老院，但一旦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或需要治病护理，养老院也是不负责旳。

故他們既使养老金多些，一旦患上大病也陷入窘境。

有一双知青夫妇，妻子不到50岁患乳腺癌死亡，男知青在中学当教师，退休后的退休金有4000多元，不幸65岁患肌肉萎缩症，后期瘫痪在床，呼吸要靠呼吸机，大小便失禁。

儿子远在西安工作，被迫请假回家服侍照顾父亲，但不可能长期请假在家服侍病人，當地的全天侯护理工很难找，而且工资很昂贵。

儿子无奈，只有将瘫痪并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父亲，用担架抬上火车，带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安置在身旁，一边工作，一边照应父亲。

(三) 知青家庭空巢现象普遍

上世纪七十年代下半叶是知青返城、结婚的高峰期，恰恰这时期中国開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知青婚后都只能生育一个子女。

21世纪中国进入老年化时代后，人口的红利时代结束，知青一代首当其冲要面對老年化問題，要面對社会养老福利设施不足;社会养老资源奇缺;政府的养老福利政策不配套、不健全等巨大困扰，令独生子女政策極大冲击了“养儿防老”的传统理念。

如今知青二代又进入结婚年龄，许多知青家庭就變成“4+2+1模式”，即两个年青人夫妻要赡养照理四个老人，同時還要撫養一个子女，令知青老人空巢现象非常普遍。

事實上，許多知青隨著年龄衰老，身体多種疾病逐步纏身，十分需要身旁有人照料护理。

由于知靑大都退休金低，醫保条件差，普遍难以维持养老治病。

就是经济富裕的知青家庭，由于身边无子女照顾，养老也举步维艰。

以上众多的知青养老窘事表明了两大困扰：一是经济拮据;二是无人护理。

(四) 知青贫富与文化高低相应

筆者调查了解的400个知青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文化高低与贫困、富裕程度相對应。

這400个知青中半文盲、初小文化程度的占67%;初中文化的占28%，其中絕大多数是1968届的初中文化，其实只有初一程度;高中以上文化的僅占5%。

江蘇地區1969年初上山下鄉时，不少知青只有十

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都是在校中、小学生或社会青年，屬于学龄階段的儿童、青少年。

他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回城后，大部分分配在社办集体企業或商业单位工作，職業的技术含量低，收入較低，工作环境差，當時已處于城市边缘群体。

九十年代初由于大批企业关停并转，许多知青被迫失业在家;有的知青雖能二次就业，但因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无技术專長，大都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很多都是路頭摆摊卖小吃、水果的小販;有的則当保姆、钟点工、踏三轮车等。

這類的所謂“二次就业”收入很微薄，难以养家糊口。

但许多知青迫于生计不顾年老体弱还要打工挣钱，處境十分艱難。

其中也有少數知青不甘现状，奮發向上，参加自学高考、电大、职大、函授等，重新走进课堂学习，经过拼搏努力获得大专文凭，或学到新的专业技术，跻跃到机关、学校、央企工作，改变了自己命运，獲得較好待遇。

这部分人多為學校校长、企業厂长、干部、教师等，退休金相对较高，生活境况也相对较好。

五、知青养老困境的原因

中国地广人多，国情复杂，进入老年社会后面临的养老问题越来越多，当局和社会都深感困扰。

就知青养老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当前存在“四大缺位”，即主体缺位、政策缺位、资金缺位、资源缺位;还有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

(一) 养老主体缺位

中国传统历来强调“老有所依，老有所靠”，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

人进入老年必然产生依赖感，究竟能依赖谁?80年代曾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变成，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大家的共识是，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传统的养老理念是“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对当代的中国社会已不现实。

因为1979年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普遍是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三口小家庭，他们的独生子女婚后呈现“4+2+1”的倒三角模式。

一对年轻夫妇要赡养4个老人和1个小孩，自己还要工作挣钱，导致很多年轻家庭负担很重，照顾老人往往力不从心。

有人戏称，中国独生子女的一生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

在当今中国，要实现“养老靠社会”是很不现实的。

因为“养老靠社会”的实质就是要依靠政府或社会慈善公益组织，而中国的社会公益慈善机构组织现时很不完善，国民整体慈善意识不强，老百姓也好，企业家也好，他们的捐助慈善多是发生大灾大难的时侯，依靠广大民众的善举不可能支撑永久性的社会慈善开支。

2014年3月的“两*”代表曾这样回答记者：“社会养老不能靠政府，要靠家庭”。

这显然是推缷责任的套话，社会必须负起养老的全面责任。

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拥有无所不包的权力、财力。

政府的钱都是来自纳税人的，当然对社会养老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社会养老是去中国的政府当前要面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之一。

(二) 养老政策缺位

许多社会研究专家都强烈批评当前中国的政府的养老政策，如认为养老金的双轨制不合理，养老保险替代率过低，缴纳社会保险金的比率过高等等，他们一致认为，当前中国的这些养老政策极不符合人性化，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1.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养老是当前中国民众都面对的首要问题，其中以养老保险替代率问题最为突出。

养老保险替代率是衡量老年保障程度的关键性指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的平均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平均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

从一个职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可得知他的退休生活大致在一个什么水平。

现时中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的替代率，已经下降至40%以下。

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养老金的最低替代率应为为55%，中国已经低于国际警戒线。

而机关、事业单位由于沿用财政包揽的制度，养老保险替代率约为90%左右。

2.社会保险金缴费率过高：现时中国社会保险金缴费率在全世界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为金砖四国中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香港、台湾的4.6倍。

现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经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更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

社会学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现时企业职工负担的社保缴费过高，以政府规定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保五险”计算，目前企业缴费占比30%，企业职工个人负担的费用占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已经是最高的。

3、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实行双轨制：

现时中国缴纳社保金，领取养老金釆用着二套方案。

一套是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在职时不缴付养老保险金，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他们退休后能拿到退休前工资最多90%的退休金，此称“免缴型”。

另一套是对企业现行职工实行的社会保险统筹制度，基数是根据个人每月的税前工资，由企业负担20%，职工本人负担8%，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金月约为在职工资的40%-50%，此称“缴费型”。

这种不平等方式意味着企业职工要拿他们缴纳的养老金，为国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员工“买单”。

据统计，中国的政府2010年向退休公务员的财政转移支付了为218亿美元，达当年GDP的5.4%。

作为老知青的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这样认为，“养老双轨制”是一个带有严重歧视性的剥削制度，强制性的把中国人给划分成了不同等级。

“养老双轨制”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公，对社会的就业平衡、人才流动也造成严重影响。

事实上，为什么同是中国在职人员，普通职工缴纳的养老金要占工资的28%，而政府公务员却无须缴纳;但退休后，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却可以是一般普通职工3倍。

如以江苏省的处级公务员为例，他们从不用缴纳社保，但所拿的退休金可高达

七、八千元，一般职工只有

二、三千元，明显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三) 养老资金缺位：

中国的政府的财政对社会养老保障的投人较少。

王锡锌教授曾经指出，中国的政府对社保的整体投入太少，现时的社保投入水平仅占财政指出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

然而现时中国的政府每年的行政经费开支，却高达20%。

据有关媒体报导，中国的政府最早于2001年决定做实8%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时，最早曾以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做试点。

8%由财政补贴5%，其中中央财政给3.75%，辽宁省拿出1.25%。

到2002-2003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加入该试点后，也沿用此比例;但后来做实个人账户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