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我国地理区划研究的历程进一步从理论依据划分原则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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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我国地理区划研究的历程进一步从理论依据划分原则指标体

开展主体功能区划工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调整和转变，是＂十一五＂规划纲要在统筹区域发展方面的落实和细化。目前，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工作基本思路较为明确，但对县市级区划工作如何展开争议较多，本文就其区划体系、功能区类型与生态功能区划间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研讨。

（一）区划体系上，部分市县区需编制主体功能区划分级编制主体功能区划已取得共识。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区域之间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人口、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的总量及结构不同，主体功能区需分级划分已取得共识，但是分为国家和省两级，还是国家、省、市、县四级，争议较大。较主流观点认为，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拥有的权限、职能、手段各不相同，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在辖区范围内立法权限、经济管理手段有限，制定和实施主体功能区划及其分类政策的实效难以保障，因此主体功能区划应以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为主，形成国家和省级两级体系。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主要围绕已确定的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划，承担包括贯彻落实、具体执行、配合实施、数据统计、信息共享等方面职能和服务。基于国土空间管制和区域协调发展，部分市县需要编制主体功能区划。主体功能区划体现的国土空间非均衡开发理念，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倡导和坚持的发展战略和方向，每一级都拥有一定国土空间范围、一定经济管理权限和政策实施手段的政府或主体，都应在自身管辖的国土空间范围内引入和体现主体功能区的战略理念和政策导向。其中，随着乡镇体制改革所带来的乡（镇）财县（县级市）管，以及乡镇工业园区的取缔、社会事业的县级统理，加上乡镇辖区范围较小、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相对单一，因此在乡镇级编制主体功能区划没有必要。但不少市县域内往往同时存在发达地区、相对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地区，也有着通过主体功能区划加强区域统筹发展的必要性。就浙江而言，全省＂七山一水两分田＂的自然环境，使杭州、温州、台州、苍南、平阳、永嘉、余姚、武义等不少市县的内部存在较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其沿江（河）沿海平原地区已相当发达，山区发展仍较落后，需要通过主体功能区划来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各类空间规划的基础与依据，市县有着编制主体功能区划的必要性。主体功能区划是国土空间管制的基本手段，是协调区域开发格局、审批和核准重大建设项目、进行区域评价的依据，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其它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基础和依据。而这些规划都是按照国家、省、市、县各级来制定和实施的，作为这些规划基础和依据的市县级主体功能区划，显然需要单独编制，而不能够仅仅是对国家和省两级主体功能区划体系的贯彻落实，否则将会使市县级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缺乏基础和依据，而难以避免各类规划在编制实施中的冲突矛盾，并将因此可能影响国家、省主体功能区划战略意图的落地。随着管理权责和财力的增强，市县有着编制实施主体功能区划的可行性。在管理实施层面上，不少省区正积极试点推广＂省管县＂模式，国家层面的＂省管县＂体制改革也可望逐步展开，从而使县（含县级市，下同）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财税支配、人事管理等权限以及对应的责任承担，将因此有着更大的权责来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有利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地方政策。设区市将可能按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城乡分治＂模式，这将在有助于设区市仅管辖城市各区，集中于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县的区域发展权责。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和＂较大的市＂则有着地方立法权和较大人事权、财税权。因此，市县级有着构建主体功能区划体系所需的差别化政策制定的必要性、积极性和执行能力。就浙江而言，坚持＂省管县＂模式，县市有着较大经济管理权，县域经济较为发达，财力较强。温州、绍兴、义乌、萧山等部分市县（区）已在生态补偿、政绩考核、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制定实施了系列差别化区域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这为市县级主体功能区划的编制和实施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积累了较多的经验。

（二）功能区类型上，国家、省、市县需保持一致现有功能区类型划分的三种观点。就功能区的类型划分，目前有三种观点，一是国家、省、市、县四级都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来划分，其中国家级主体功能区的标准全国统一，各级地方政府在划分标准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上要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可根据自身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发展潜力，以及在全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的分工定位，提出对应的主体功能区划标准，以及标准的内容、阈值高低等，确定省、市、县级四类主体功能区。二是省、市、县级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四类功能区外，划分其它类型的区域。三是在国家和省级四类主体功能区之下，根据设区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态势、潜力等的综合分析评价，在市、县辖区的国土空间上分别划分生态功能亚区和具体功能区，确定各类功能...

你对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认识

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已经出现了，总体说是先“城”后“城市”。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了相关的理论影响。概括地说，这种理念应该包括选址思想、城市平面规划布局、城内建筑体量规模等几大方面。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古代城市在选址、平面布局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存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理论体系从萌芽到出现，再到完善成熟的大致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作两大主要阶段：龙山时期，出现了城市规划思想的萌芽，有些城市至少已部分地付诸了实践；三代时期，这个理论体系则基本完善，并指导了大部分的城市建造。龙山时期，“筑城以卫君”，城市的防御功能是占在首位的，最突出的表现则是夯土城垣及护城壕的修建。

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政治上的一些需要，目前的发现主要表现在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建筑基址上，这可能是上层权力中心所在。三代时期，则更是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实际需要密不可分的。当时，国家政权建立，而“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城市建设亦会较多地考虑到这两方面的需要。“祀”在城市布局上的表现，即为“左祖右社”，位于宫之前。虽不在中轴线上，但其重要性亦见一斑。“戎”在城市上的表现则更加突出，宽大的城墙，双重城垣的较多出现，位于中轴线附近的宫城，等等。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是《考工记》中将“宫”置于中心位置，以突出君王的身份和地位。同时将朝寝前后毗邻，突出“家天下”的思想。经济上，此时只在城北设一市，且仅一夫之地，可见，其地位并不是很重要。

总之，《考工记》中对中国古代城市布局的规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吸纳了上千年城市建造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并充分考虑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实际。此时：城市是早期的“城”，的主要作用概况来说最基本的是防御、而后衍生了祭祀的作用，因为祭祀是神圣的，具有先天政治特性，又产生了政治意义，特点是庄严、森严等。而交易没有正式成文的规范地点，交易地点都是约定俗成的这是早期的“市”。因为祭祀活动和等等政治行为的需要，城产生了结构布局的问题，“城”基本上是夯筑而成。很显然用方形平面、网格式的布局，在夯打时直线要比圆弧容易得多，而且在外形上容易控制，建造的城垣也可更加规整、美观。这也可更好地体现君王高贵的身份和威严的气度。

贺云翔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看法⑨。中期的“城”规范化。但仍与“市”分离。随着时间推移掌权者要分割不同身份、权力人群的需要。如《逸周书•程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逸周书•作雒》：“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为了分割不同的人群，则需要划定出固定的区域，而在方形平面内，以围墙、街巷分割，整齐划一地设置网格式的功能分区，既便于规划，又比较统一、实用，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其三，是安全防卫的需要。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筑城以卫君”，城市的军事防御职能是占主要地位的。将宫殿区放置在城的中心，外围以网格状道路，与其它功能分区隔离，以诸道路作为一条条安全警戒线，便于对宫殿区或宫城的实施有效的安全保卫。

同时，宫居中，四周均为军事缓冲区域，若被敌人攻破城池，也可延缓攻打到中心的时间。这可能是《考工记》“择国之中而立国”最初的实际考虑。由此，审视以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布局受井田制、“天圆地方”思想以及矩形四合院房屋布局形式影响而呈现出的方形网格状布局的认识，均可知根据是不够充分的。因为目前这几点均无法证实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萌芽出现的龙山时期即已存在。而当我们脱离古人在社会实践中总是受到某种思想影响甚至制约的认识误区后，却发现这些实践活动有着它直接的社会需要和作用。因为有了详细的分区，“市”进入了“城”最后成为“城市”。最初的城市建造，如仰韶和龙山时期的城市，应该是为了安全防卫而建造的。

夏商时期，则是奴隶主的政治堡垒，既有军事因素，又有政治因素，而前者所占比重可能更重一些。到了封建社会，随着旧的社会体制的打破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比重愈来愈浓。《考工记》中已有了“市”的设置规定，但并未予以高度重视。而在《管子》中，则将城市建造中的经济因素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贺业炬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认为：“（管子）书中就有一套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意识的城市规划理论。从基本概念直到具体的规划措施，都是和西周旧制针锋相对的。”并从城市分级、规划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管子》却是按城市大小、居民多寡为标准划分城市等级……。这就彻底推翻了西周城邑建设体制，否定了城就是政治城堡的旧概念，赋予城市以新的经济内容。

”而在其后的大部分城市建造中，无一例外地都将经济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加以考虑。如“市”的数量增加，布局更加灵活、实用，尤其是到了北宋东京城，更是废除了里坊制，改为沿街设置店铺，也是完全顺应城市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举措。可见，经济因素在城市建造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