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在超市中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很少有人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

那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的年代，商品皆需“凭票购买”，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成为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1993年，我国取消粮票制度，这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经济体制的一次成功转身，终将各类票证送进历史的橱窗。

粮店的记忆

27岁的**走出北京站出站口，北京站的大钟依旧，站前的平房俨然。天空晴朗，他心情舒畅。

这是1979年7月的一天清晨。这一天，在黑龙江某兵团插队10年的**，返回家乡北京。和那个时代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样，他首先面临的是就业问题。

在家赋闲两个月后，当地街道给他介绍了三个工作。**本想选择在兵团时熟稔的汽车修理，但家人和朋友却劝他到粮店工作。

“那时候粮店是一等的好单位，谁家不需要吃饭。”**最终到粮店工作。他的新单位在东城区和平里四区附近，名字叫作和平里中街粮店，但当地居民更习惯称之为“四区粮店”。

四区粮店是和平里附近最大的粮店之一，负责为3000余户居民供应粮食。粮店的上级单位是东城区安外粮管所，是一家典型的国企粮店。

四区粮店是一家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的平房，店内左侧是一排米面柜台，柜台上摆有秤盘，柜台下装着接粮的漏斗,右侧是花生米等杂粮柜台，靠近后门的位置放有油桶，长长的抽油器插在桶中。射进窗户的阳光光柱内，各类粉尘飘飞其中。

在当时，粮店是仅次于电影院的热闹场所。因为掌控着粮食命脉，粮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中心。

那时，每逢周末或月底，四区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居民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拎着面袋赶来。他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两。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离去。

那时，人们对粮食的仔细，一方面源自节俭的传统和对饥饿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家限量供应的政策。在那个粮食市场尚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用粮票来换购定量的粮食。

粮票，成为当时买粮所必需的“通行证”。

吃饭的护照

**在四区粮店上班的第一个月，便开始熟悉收放粮票的业务。

195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公布了《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登上历史舞台。

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粮食关系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粮店，关系人只能限定在该粮店购粮。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倘若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等同于没法吃饭。

四区粮店拥有近万人的粮食关系。每月21日，四区粮店的上级单位就会把数十万斤粮票发放到粮店内。

粮票是成联发的，每次都有厚厚一摞。每张成联粮票的面积与报纸相仿，上面打有孔洞。**等人的工作便是把粮票裁剪成小张，然后按户装入一个小口袋中。口袋上写有户主的名字。每月24日前，小口袋便会发放到每户手中。

买粮时，居民首先要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粮票回收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人重复使用。在南方一些地区，粮票被人们视为生命票，当时下发各区县的粮票都有专门的运票车运送，还有武警押运，回收的粮票也有专人清点，每半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要看着所有粮票打成纸浆才能离去。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说，因为缺乏副食供应，人们的肚中很难存下油水，有的人家里甚至吃了上顿就惦记下顿。一般人家未到月底,家里的粮食就吃空了，“粮票刚好够花，根本攒不下来”。

这种情况下，被俗称为“粮本”的粮食供应证，和户口、结婚证变得同等重要，往往被珍藏家中，束之高阁。没有粮本就无处买粮，某种意义上，这个黄皮黑字的粮本就成为了吃饭的护照。

那时，**觉得在粮店工作光荣且有面子，“大家都不敢得罪粮店的人，社会地位较高”。因为工作努力，1981年，他被任命为四区粮店的经理。

疯狂的票证

在**当粮店经理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的商品市场处于萧条阶段。

每逢秋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内开始堆满大白菜，每一棵白菜都成为居民家中珍贵的储备。

**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但这52元钱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商品，因为所有商品都捆有票证的“枷锁”。

建国初期，因为商品供应不足，票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经济发展，票证的种类有所减少。此后，国家经历了十年动乱，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紧缺，“文革”后，票证的种类又多了起来。

80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票证疯狂的年代。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这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等。

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到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票等，应有尽有。一些贵重物品，如电器、自行车、手表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的种类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什么样的商品就用对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缺一不可。为了管理这些名目繁多的票证，部分地方的商业局还设立票证管理办公室，专人负责票证发放。

在**的记忆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说，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转变的萌芽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

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1985年，**发现他的工作内容有了明显变化。首先，他们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城区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

此外，在四区粮店内，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所谓的议价粮，是相比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而得名。议价粮由当地粮食机构进货并自主定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四区粮店内，除了平价粮柜台外，多出了议价粮柜台。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

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

他说，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

粮票最先用于换购副食等食物，但很快它有了新的用途。

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

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说，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

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而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场变革其实早已发生。

消失的粮票

那时，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

1983年，在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

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

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牌价粮(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总体价格比牌价粮高出40%以上。

当时深圳市领导认为，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认为，“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

时任深圳市委领导的周溪舞曾向媒体披露了当时的解决办法：叫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

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1984年，北京市停用牛奶供应证。1987年，北京市停用侨汇券。1991年，北京市停用糖票，并于第二年开始停用肉票(猪、牛、羊)，蛋票、肥皂票、居民购货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取消粮票顺应经济发展趋势与时代潮流。

1993年4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精神，取消了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从此，伴随城镇居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完成了谢幕演出，转而进入了收藏者的藏册。

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

当时，**已经调任至东城区地坛北里粮店就任经理。他说，在粮票取消时，店里的粮票代存卡上总计还有10余万斤粮票尚未领取。几乎一夜之间，陪伴**10余年的粮票销声匿迹。

尾声

“粮票封印”解除后，粮食市场化的大门已经打开。随着几次粮改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个体粮店出现在居民的视野中。

20xx年，**买断了工龄，选择退休，离开了他工作了21年的国营粮店。此后，东城区粮食局下属的120余家国营粮店陆续关闭。

**退休后，一度赋闲在家。他偶尔会去早市买菜或去超市购物。此时，无论是菜市场还是超市，购买商品时都早已不需要任何票证。

20xx年8月26日，奥士凯同日升粮行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重新开张，成为东城区第一家“复活”的国营粮店。

**从家中被返聘回同日升粮行，再次在粮店“上岗”。他的身份已经从当年的粮店经理变成杂粮专家。他用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向顾客介绍杂粮的保健知识。

在同日升粮行开张之初，店方特意在店门口安置了展柜，将老粮店的标志性代表物“粮票”放置其中。

而今，这些叱诧一时的粮票躺在橱窗内，安静地讲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