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产棉区的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本文对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主要受户主自身及其家庭特征、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获种行为及种子市场风险、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棉铃虫的大爆发给棉花生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使棉农
“谈虫色变”。但具有杀虫功能的转基因抗虫棉的出现为棉农解决了这一难题。转基因抗虫棉具有省时省工和省钱的特点，易于被棉农接受。**省周口市属黄河流域棉铃虫危害较重棉区，1998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并迅速展开大面积推广，2002年该市转基因抗虫棉面积占全市棉花种植总面积的70以上。然而自2003年始，该市转基因抗虫棉植棉面积及所占比例呈现出减少趋势，2005年转基因抗虫棉面积下降到全市棉花总面积的45.8。棉农对抗虫棉的评价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抗棉铃虫性下降，采用成本太高，产量一般甚至不如非抗虫棉，棉铃小出绒率低、纤维品质差不容易销售等。部分采用过转基因抗虫棉的棉农重新选择了非抗虫棉种植。因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发生采用转基因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有关部门制定有效的政策、为转基因抗虫棉生产措施的研发和推广以及提高棉农植棉效益提供依据。
1研究方法
1.1研究地区的选择。**省周口市为全国重要传统棉区之一，植棉面积和产量常年位居**省首位，对转基因抗虫棉引进推广较为典型。同时该市非抗虫常规棉种植面积也占有一定比例，该区棉农有较大的自主权决定是否采用抗虫棉，因此该地区棉农的行为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影响农民抗虫棉采用行为发生变化的各种因素，故选择**省周口市作为研究地区。
1.2调查方法和数据来源。此次调查采用半结构性取样方法，先按典型抽样法确定三个样本县，分别为太康县、扶沟县、西华县，选取九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村，然后在各村随机抽取30户棉农进行面对面问答式调查，共获得有效样本273份。采用K-A-P调查法（认知—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家庭基本情况、2005年棉花种植情况、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棉花生产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五部分。并对周口市及各样本县棉花办公室、种子管理站、植保站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获得了有关数据。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数据均2结果与分析
2.1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采用逆转情况。通过调查农民最初知道转基因抗虫棉、开始种植抗虫棉年份及是否一直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等问题，得到自1998~2005年被调查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逆转行为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999~2002年采用抗虫棉的农民的比重随着知道抗虫棉的农民比重的上升而上升，但2003年以后部分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行为发生了逆转，开始放弃采用转基因抗虫棉，转而采用非抗虫常规棉。至2006年初，有36.26的农民发生了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行为。
1998~2005年被调查农民对抗虫棉的认知及采用情况变化图
2.2样本户基本情况与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调查中有99户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户主平均年龄为44.8岁，略低于总体平均年龄的45.5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8年，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7.59年；人均纯收入平均为2411元，比调查总体平均收入水平低322元，80以上发生采用逆转农民2005年人均纯收入在3715元以下；棉花种植面积以小规模种植为主，平均植棉面积为0.308hm2，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0.4hm2，61以上农民植棉面积在0.33hm2以下。
调查发现，未受过教育的农民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比例为43.75，而受教育时间超过10年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仅为26.32；随着家庭纯收入的提高，农民采用抗虫棉发生逆转的比例由年纯收入在0.5万元以下的60降低到年纯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27.47；不同的植棉规模，农民对抗虫棉的采用发生逆转的比例也不同，随植棉规模增大，采用行为发生逆转的农民比例由51.65降低到11.38；而户主年龄与农民采用抗虫棉逆转行为的发生未显示出规律性变化。
2.3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评价与其采用逆转。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内部基因的改变和由此引起的生长发育及产量性状的变化，在种植过程中应当采取与常规棉不同的栽培管理措施。如果棉农对转基因抗虫棉缺乏全面了解，误认为抗虫棉就是“无虫棉”、“懒汉棉”，在田间栽培和病虫害防治上不加强管理，将使转基因抗虫棉不能很好地发挥其抗虫、高产优势，影响经济效益，进而影响农民对抗虫棉种植效果的评价，最终影响其是否发生采用逆转行为。我们通过对棉农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年数、对抗虫棉种植效果的满意程度等问题的调查发现：随种植抗虫棉年份的增加，农民发生采用逆转行为的比例也依次增高，种植抗虫棉8年以上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行为的比例是种植抗虫棉3年以下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比例的2倍以上；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种植效果评价越高，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越小，对抗虫棉种植效果不满意的农民有60发生采用逆转行为，而对抗虫棉较为满意的农民仅有25发
生采用逆转行为。
3.4农民获种行为与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农民获种行为，指农民为满足生产需要，通过自留、市场购买、赠送等方式获得种子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对各种外部刺激的反应。调查结果表明，68.7的采用抗虫棉逆转农民主要凭借自己种植经验决定采用品种，而仅有4.04的采用抗虫棉逆转户主要通过电视广告或农科节目、农技推广人员获得棉种信息。凭借自己种植经验决定采用品种的农民80以上采用自留棉种，受种子销售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亲友邻居影响较大的农民倾向于在市场上购买新种。调查发现，自留种子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最高，其次为从种子公司购种者，然后是从繁种单位或个人购种者，他人赠送棉种的农民发生采用逆转的比例最低。
由于转基因抗虫棉含有抗虫基因知识产权的价格，加上制种成本较高，使抗虫棉尤其是杂交抗虫棉种子单价大大高于非抗虫棉。部分棉农通过自留或亲邻繁种者购买未脱绒棉种等方式大大减少了购种费用，使得抗虫棉用种成本为常规棉用种成本的4.16倍，大大缩短两者单价之间的差额。即便如此，生产初期的种子费用对于抗虫棉面积较大的农民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认为抗虫棉种子价格太高的农民63.04发生了采用逆转行为。
受高价抗虫棉带来的高利润的驱使，个别商贩以次充好，以非抗虫棉充当抗虫棉品种销售，同时市场上未经试验、审定而销售的抗虫棉品种越来越多，造成棉种市场出现品种多、乱、杂的现象。受自身素质限制农民购买棉种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不对称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抗虫棉缺乏了解的棉农购种更具风险性。近80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棉种市场不可靠，51.28的农民买过假棉种。农民对所采用的品种抱有怀疑态度，容易发生采用逆转行为。
3.5社会经济环境与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采用逆转。近年农村经济收入来源正在发生改变，农民思想意识也逐渐改变。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且收入不断提高，80以上的青壮劳力外出务工挣钱。与玉米、大豆等其它作物相比，棉花是一种比较费工的经济作物，尤其在周口市棉花生产以麦棉套为主，技术环节多，需要投工较大。抗虫棉的采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施药次数，但由于近年虫害种类发生变化，抗虫棉并不比常规棉省工多少。调查中发现某些抗虫棉品种较常规棉杈多，栽培管理上比较费工，15.7的棉农认为其采用的抗虫棉比常规棉还费工。因此，务工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植棉劳力，影响到农民对抗虫棉的继续采用行为。
近几年国家重视粮食生产，实行种粮直补、良种补贴、价格支持等多种惠农政策，而对棉花生产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推广费用投入也明显减少。同时，棉花市场销售价格波动较大，粮棉价格比逐渐缩小。在这种宏观环境下，棉农对抗虫棉的采用行为也受到一定影响。
4小结与讨论
大量研究证明，转基因抗虫棉作为有效治理棉铃虫的方法，它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棉农收入，而且对环境和棉农的身体健康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其快速传播和大面积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有关生态环境变化、品种推广、栽培管理技术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反过来影响着转基因抗虫棉的推广扩散，导致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棉农比例下降，出现采用逆转行为。
棉农自身文化素质和传统习惯的限制，使其对转基因抗虫棉缺乏足够的认知了解，无法充分发挥抗虫棉的潜在优势，影响到其继续采用抗虫棉的态度和行为。相对农民对有关抗虫棉配套栽培技术的迫切需求，技术指导服务供给明显不足。棉花作为农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没有其它可大规模代替棉花的经济作物出现之前，政府部门还应加大对植棉的政策支持及财力物力支持。有关部门应加大力度，组织技术人员对棉农进行有关转基因抗虫棉病虫害综合防治及栽培技术培训，提高棉农素质，指导他们科学植棉，充分发挥技术带来的潜在效益，从而增加农民收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棉田生态环境、技术有效性的改变使抗虫棉品种的进一步研发面临新的挑战，棉农期待育种科研单位针对抗虫棉现存的缺点因地制宜地培育高产、广谱抗虫、抗病且适应性强的新品种加以推广。针对种子市场存在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应采取一定措施，加强抗虫棉品种的实验、审定和推广工作，规范抗虫棉种子市场管理，严厉打击虚假伪劣种子及非法售种渠道，尽量减少市场购种风险对棉农采用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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