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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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君为治,民贵君轻

朱熹一生与下层百姓相处时间较长,他对普通的小民有着较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主张国君要爱养民力,存恤百姓,减轻对他们的剥削,以达到力穑厚生的目的。为了实现真正的为治之体,朱熹把儒家的君德说发展成为限君意义的正君说,反对君主的专断独裁,他曾向赵扩皇帝提出防止君主独断的主张:而凡号令之驰张,人才之进退,则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复较量,勿徇已见,酌到公论,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须奏复。

但未令尚书省施行,先送后省审复,有不当者,限以当日便行缴驳。如更有疑,则诏大臣与缴驳之官当晚入朝,面议于前,互相论难,择其善者,称制临决。[1]但因此得罪了皇帝,失去了做帝王师的资格。

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而设立的,国家的存亡、君主地位的轻重与巩固与否,都是由人民决定的。对此,朱熹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他在《四书集注》解释: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

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历代朱子学者继承和发扬了朱熹正君重民的思想。如为朱熹完成未成书稿的蔡沈,就墨守了朱熹的正君理念。蔡沈字仲墨,号九峰,他是朱熹弟子中最有成就的,他同情百姓的生活,希望国君能有善心,惠及民生。他在《书经集传序》中写道: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

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相授这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言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之物,心之着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在这里蔡沈得出了君主对百姓得其心是天下平之根本的论断。

其在圣门名之曰恕。强勉而行可以致仁矣。

当斯民憔悴之时,抚摩爱育尤不可缓。真德秀还以天理为名,阐发了施仁政促民生的思想,认为国君要与众共议国家大事,赏罚分明,使民有衣食,他在《奏议》中谈到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与众共之。朝廷之于天下,当如天地之于万物,栽培倾覆,付之无心,可使一毫私意于其间哉。明代朱子学者张岳则强调君主必须服从人心,并利用灾变来警告皇帝,以达到正君心,促民生的目的。他说帝王举动当顺天意,观天意者验之人心而已。

陛下何苦违众志以拂天意乎?天子不克肖乎,天地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

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盗贼充斥,地震于下,龙斗于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李光地是清初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李光地认为民心可畏,作为国君要关心贫穷百姓,只有民心无怨背,才能天命固而天下治,他说:贫害甚于寡,帮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天下交则泰,天下交则治。天地不通则闭塞而成冬矣,君与臣民之情阔绝则天下无邦矣。

李光地提倡国以民为邦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康熙帝的治国大略。

二、惩贪为民,清廉勤政

朱熹认为裕民富民的最大障碍是来自豪强地主与贪官污吏的勾结,主张严厉打击扰民敛财的贪官污吏,为官者则应做到清廉自守。

朱熹在为弟子们授课时也表露了为官要以民事为重的思想: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所谓民事为重,就是以民为本,全心全意地为老百姓办事。

朱熹关心民生,反对官吏贪恶,他在同安为官时在米仓墙上题诗作为他和官吏们的信条: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10]淳熙八年,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他六劾台州贪官唐仲友,为民请命,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

朱熹也严格要求朱氏子孙如果从政一定要以民为本,严禁贪贿,在武夷山星村镇大年村,至今仍然生活着二十多户人家,他们都是朱熹的直系子孙,村里朱子家祠墙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时期留下的禁贿碑,碑文写明朱氏子孙当官若有贪贿行为死后不得进朱家祖坟。

朱熹的为官态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朱子学者。

何谓四事曰律已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于公、莅事以勤是也。

何谓十害?曰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纠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是也。[12]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吏能想到这些是难得可贵的。

真德秀认为为官要存心以公,他说:居官临民而逆天理,违国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诛,金科玉条这禁,其可忽乎?故愿同僚要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汩于私情,不挠于私请,庶几枉直适宜而无冤抑不平之叹。

[13]李光地为官业绩显着,在政期间,无有私谒,不徇私情,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他曾弹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设诏旨,贩鬻私盐,得银百六十余万两,结果朝廷将张霖论斩。李光地本人却能清廉勤政爱民,深受地方百姓喜爱,离任泉州时,百姓夹道送别。康熙曾说:李光地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14]

三、省赋恤民,关心民苦其一,朱熹主张薄取于民。

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苛捐杂税最多的一个时期,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针对统治阶级在赋税方面的各种弊端,提出了一系列补救的主张和措施。

朱熹《庚子应诏封事》中主张:天下国家之大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于省赋;省赋之实在于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15]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赴同安主簿任上,他就对朝廷经总制的QIAOQUHAODUO进行了抨击,他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制之无艺,而取之无名。

[16]朱熹知南康军,一到任便在第一道榜文中宣布了宽民力、敦风俗、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把对百姓施仁政、除繁税,解决民力日困的严重社会问题放在首位,并先后八次上书为星子县减税。

其二,朱熹重视救灾扶弱。在遇灾荒年景,朱熹主张豪家大姓以余米存恤和接济佃户,以使贫民下户没有流移饥饿之患。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崇安发大水,朱熹奉府檄视察灾区,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赈灾救荒,但同时也对部分官僚救灾不力感到不满,他说:今日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于图事。

[17]他首创社仓,在青黄不接之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面,薄利贷给饥民,使其免受高利贷等的盘剥。浅谈朱熹民本思想对朱子学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