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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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是教育观念的更新。从教师角度来看，有四个值得思考与实践的问题: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就教学追求而言，教师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就技能训练而言，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

关键词：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思考与实践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

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

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

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

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文革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

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现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