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中国影视作品看中国政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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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中国影视作品逐渐“去政治化”、多元化、生活化、人本主义化，这折射出中国政治转型：从1949~1978年的“全能主义政治”向1978年后的“后全能主义政治”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转型，从人治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转型，从统治型政治向管理服务型政治转型。中国政治转型是当代中国影视发生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当代中国影视的“去政治化”、多元化、生活化和人本主义化影响着中国政治转型，推动中国政治朝民主化、法治化、人本主义政治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当代;中国;影视作品;政治转型

当代中国影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异常繁荣。从题材看，有的影视作品关注爱情，如电影《山楂树之恋》;有的关注家庭伦理，如电视连续剧《我的丑娘》;有的关注职场形态，如电视连续剧《杜拉拉升职记》;有的关注男女情色，如电影《色戒》;有的关注反腐，如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可以说，当代中国影视越来越“去政治化”(当然，“主旋律”影视作品还占一定比例)，走向多元化、生活化和人本主义化。

然而，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的中国影视是高度政治化的、一元化的，主要以阶级斗争为本。

为何当代中国影视发生变迁?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发生了转型。当代中国影视变迁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面镜子。

一、中国政治转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中国政治可称为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邹谠教授的观点,“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 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社会。”[1] 1949~1978 年的中国社会是政治化的社会，政治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领域，政治权力无所不在，党对社会的动员和驾驭能力非常强，控制着社会一切资源。人人都是“政治人”，人人都像党指挥的一个棋子，人人都要跟着政治运动走。

1978年后的中国政治属于后全能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政治。在这阶段，前阶段(1949~1978)的全能主义政治的影响还存在，但现阶段的全能主义政治的表现大不如前，呈弱化趋势，这突出体现在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逐步走向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改革过去建立在人格化基础上的领导体制是中国改革领导层最早达成的政治共识之一。结合意识形态上对个人崇拜主义的批判,改革领导层首先在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恢复党内监督机制。”[2]除了领导体制改革，公民政治参与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意识在苏醒，政治参与愿望日益增强。“现阶段人民所享有的平等和自由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而且人民享有的自由和平等还在不断逐渐扩大。人民不但可以选举自己认同的代表,甚至可以通过多种渠道罢免自己不满意的一些高级干部，民告官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尤为重要的是, 在中国农村, 人民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村集体的事务, 选举村长和村委会的成员, 中国的基层民主有了长足的进展。”[3]

与走向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相应，中国政治出现两个转变：从传统的人治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转变，从统治型政治到管理型和服务型政治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政治的专制色彩慢慢淡化，民主色彩逐渐变浓，统治功能慢慢弱化，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逐渐增强。

二、中国政治转型对当代中国影视的影响

在 1949~1978 年的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背景下，党领导一切，一切都要听党的话，一切都被政治化，其中包括影视。当时的中国影视成为党的舆论宣传工具。党利用它宣传党和党的领袖的丰功伟绩，塑造党、人民解放军、革命先烈、战斗英雄、社会主义新人的光辉形象，高唱新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赞歌，揭露和批判旧中国社会和“三座大山”的种种丑恶和罪行，敲响阶级斗争的警钟，要求人们永远保持革命的高昂斗志。我们以电影《白毛女》《刘胡兰》《雷锋》为例来说明这点。

1950年王滨执导、1951年获第6届卡罗维伐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的电影《白毛女》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地主恶霸黄世仁逼死佃户杨白劳，污辱其女喜儿，喜儿被迫逃入深山，变成白毛女，八路军来到该地区，喜儿重见天日。该片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该片鞭挞罪恶深重的中国旧社会，赞扬改变人民命运的新中国，是一部典型的主旋律片子。

1950年摄制、冯白鲁导演的电影《刘胡兰》刻画了女英雄刘胡兰的一生：小时候，红军孙同志经常给她讲革命道理，使她从小树立反抗恶霸地主的勇敢精神，她加入抗日队伍，并被选为村妇救会领导人，经过考验，她被批准入党，在营救党支部书记石德辉等人的战斗中，她不幸被捕，但她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于敌人的铡刀下，毛主席为她题写悼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该片是一部歌颂革命英雄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史诗影片。

1963年摄制、董兆琪导演的电影《雷锋》描绘了一名平凡然而伟大的战士——雷锋：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从身边小事做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了无数好事，包括做义务劳动、风雨中护送老大娘回家、为灾区捐款、替战友为家里寄钱等，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他殉职牺牲，毛主席发出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该片是一部宣扬社会主义新人、歌颂共产主义道德的经典红色影片。

978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后全能主义政治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淡化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推行改革，走党政分开之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经过改革，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逐步弱化，公民社会的雏形逐渐形成，国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唤醒，国民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党和政府逐步承认国民的“人权”，让“保护人权”的提法入宪法，还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巨大进步。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黄海澄所言：“从前苏联来的把个人当做一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观念和做法、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把人当做‘驯服工具’的观念和实践，都是扼杀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反人文主义的，依此，人不是目的，而成了纯粹的工具，甚至工具的工具。其社会的危害性、对人的压制和摧残极为严重。必须重申人是最后的惟一的目的这一崇高的人文主义观念。”[4]

在政治转型氛围中，中国影视也逐渐从党的严密控制下解放出来，中国影视的定位不再只是党的舆论宣传工具，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可以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事实上，当代中国影视已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为党做宣传、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仍占有一定的份额;贴近社会、贴近老百姓、贴近生活、走人本主义路线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形成一股不可逆转之势;一些敢于批评党曾经犯的错误的影视作品露出水面，引人关注。我们以电影《开国大典》、电视连续剧《我的丑娘》、电影《色戒》、电影《活着》为例进行分析。

李前宽、肖桂云导演、1990年获得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多项大奖的电影《开国大典》，以纪实手法回顾了开国大典的来龙去脉：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胜利后，蒋率国民政府残余部队逃往台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毛主席为开国大典做最后的准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了!”人们欢呼雀跃，整个广场为之沸腾……该片是一部主旋律政治大片，其目的是宣扬党、党的领袖、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功勋。

单连全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我的丑娘》近年来打动了众多观众的心。该片讲述了一个曲折的家庭伦理故事：村妇丑娘的丈夫英年早逝，她守寡一生，将儿子王大春拉扯长大;儿子进城打工后与城里姑娘赵小旭相爱，准备结婚;由于赵小旭看重相貌，王大春向她隐瞒了自己有丑娘的事实;丑娘得知儿子的婚事后，卖掉房产，来到城里，想为儿子操办婚礼，却不料被怕露馅的儿子拒之门外;遭遇车祸恢复后的丑娘费尽周折，成为儿子家的保姆，为了顾及面子，母子都向赵小旭隐瞒了丑娘的真实身份;丑娘的吃苦耐劳和默默奉献感化了儿媳，也让儿子内疚;在丑娘弥留之际，儿子受不了良心的折磨，向媳妇说出实情，媳妇惊愕不已，给了丈夫一记耳光，然后扑向丑娘，哭着说丑娘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母亲……该片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真正地“去政治化”、不戴政治帽子，是纯粹的生活片，它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表达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呼唤和渴求。该片是众多生活片的一个代表，它能够横空出世，广为流传，说明了我国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已经软化，越来越有人情味。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该片描述1930年末，一位女知识青年化身刺客，企图用美人计刺杀汪精卫阵营中一位高级特务，双方在政治、权谋、性之间尔虞我诈的故事。该片出现大量的裸露和性爱镜头，令人瞠目结舌，满足了众多观众的窥淫欲。这在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化中国是无法想象、闻所未闻的，而在政治环境软化的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夹杂裸露镜头乃至色情的影视作品可以堂而皇之地被搬上屏幕。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透过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凄惨遭遇，表达人对自己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握之痛。该片也包含对党曾犯过的严重错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批判，其中一个经典情节是人民公社化时期村长要砸福贵家的锅拿去炼钢时说的一番话：“村里办了食堂，砸了锅，谁都用不着在家里做饭了，省出力气往共产主义跑，饿了只有抬腿往食堂门槛里放，鱼啊肉啊撑死你们!”敢于批判党犯过的错误的影视作品能够拍摄和公映，这说明党的胸襟和气度，也说明中国政治的民主气氛在逐渐浓厚。

从当代中国影视作品看中国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