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相容视角下的循环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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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循环经济是发展中的人类反思发展模式的思想，能够克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从而能够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降低经济发展代价的途径。将激励搞对，实现利益相容是推进循环经济进程中应当把握的原则。

关键词：循环经济;激励相容;利益共生

引言

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的循环经济，是集约化的增长模式，能够克服以资源产品废弃为表现形式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污染、垃圾废弃物的排放等。近些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人类逐步意识到要改变以往的增长模式，应该将经济活动纳入到循环经济模式下。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经济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固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为了取得发展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沉重压力，激化了人类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1]。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渐增加，从1995年的355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3亿元[2]257;同时新的污染在旧的污染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迅速增加，如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有机合成材料的生产和广泛应用中产生的硫酸盐、硝酸盐等污染物[2]261。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生态危机，唤醒了我们的危机与警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克服人对自然界的破坏性，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历史的统一，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必要的，唯有此才有可能践行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尽管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都纷纷强调循环经济模式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如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是不难发现，循环经济在中国的推进仍然不尽如人意，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型经济行为仍然难以有效落实、监督机制不健全，统一的基本法律《循环经济法》仍尚未出台，地方政府继续热衷于GDP。循环经济在中国之所以距离成熟期尚远，是因为没有有效地解决激励相容问题。

一、以激励相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作为发展模式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若要实现因制度变迁所设定的绩效，就应当发挥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否则，冲突式的过程会影响绩效的可获得性。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影响到问题的解决，能否实现把激励搞对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症结。循环经济作为时代中的人类对发展模式反思的思想，其推进应当遵循利益激励相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地构建循环型社会。

(一)解决好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循环经济的推进，是为了降低经济发展的代价，以低代价谋得高的经济效益，当然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循环经济模式固然是解决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方式，但是其终极目标还是为了发展，环境保护必须能够较传统的增长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否则就缺乏足够的动力促使各主体去践行循环经济模式。中国长期以来在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就是GDP，如果让地方政府因为实践循环经济模式而看不到发展绩效的可获得性，就会让地方官员仍然选择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应当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走出物质GDP，步入绿色GDP;改变经济发展的单一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以协调方式促进利益的相容性，激励地方政府主动地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

(二)处理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要么是成本既定下的产量最大化，要么是产量既定下的成本最小化。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涉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与收益的冲突，能够阻碍循环经济的践行。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循环经济模式使企业的成本显著增加，使得企业在有限的经营周期内减少了利润空间。如何创造出成本与利益的共生，是推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关键。特别是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新建企业(增量企业)因为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而选择管端预防，门槛的抬高无疑增加了经营成本;而原有企业(存量企业)虽然因污染和废弃物处置的设立而选择末端治理，但是新建企业更高的运行成本，容易造成新旧企业利益分割的不平等，导致在完全利润导向的机制下，产生逆向选择，淘汰新企业[4]。这种劣币驱逐良币式的竞争显然是不利于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的。因此，必须权衡处理好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借助有效的财政制度来实现成本与利益的协调。

(三)协调好微观、中观和宏观主体间的关系

循环经济的推进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微观层面的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模式，消费者遵循绿色消费模式;中观层面的中间组织采取社会投资推进循环经济;宏观层面的政府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监管体制。目前虽然我们以战略性的角度强调了循环经济模式对于未来发展的意义，但是企业寻找不到循环经济模式对利润空间提升的贡献。不同层面主体的利益无法实现协调，利益的冲突必然成为了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的限制因素。因此，实现利益的共生，让企业、居民、中间组织和政府形成共同的利益链条，可以减缓循环经济模式的限制因素而增加促进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循环经济模式的时候，更加关注企业的即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居民的绿色消费与幸福指数，营造出类似于日本的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社会氛围。

(四)有效解决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关系

选择循环经济模式能够以显著的正外部性影响到不同的区域。选择循环经济模式的地区固然享受到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益处，但是该地区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选择成本。而循环型社会的益处也能够被其他区域所享受到，利益和成本的不均衡性有可能影响到区域间的合作。所以，应该从制度设计方面权衡处理好跨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尽管循环经济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的公平性问题。不能因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剥夺了发展的平等性，目前看来，生态补偿机制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发达国家就循环经济问题谈判的时候，必须从全球性发展的义务承担角度，促使发达国家承担起节能减排的义务，有针对性地设计好排污权交易制度。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才能促使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间的合作，进而推进循环经济的实施。

二、结束语

人类能够做的并非是应当做的[5]。人类应当从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客观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寻求实践过程中的人化自然，正确理解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将社会本身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毕竟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也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6]。循环经济模式就是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途径。把激励搞对，实现利益相容就是推进循环经济应当把握的原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1.

[2]刘本炬.论实践生态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3.

[4]刘学敏，中国推进循环经济的深层障碍[J]，经济纵横，2005，(7)：15-17.

[5]邱耕田.低代价发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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