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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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国至秦汉间的《墨子》取舍春秋以降，大道废弛，诸侯以百姓为刍狗。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士民阶层形成。剧烈的社会变革对学术文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各种学派纷纷出现。各派各家都著书书立说，广授弟子，参与政治，互相批判又互相渗透，学术思想极为繁荣。儒、道、墨、法、阴阳、名、兵、农、杂、纵横各家在战国可谓争奇斗艳，百家争鸣。墨家致力于民之倒悬，安顿惶惶人心，弘其道而忘其身。由于年代久远，战国时期，研究《墨子》的著作除了仅有的鲁胜《墨辩注》已亡佚外，专门著作鲜见纸端，只是散见于诸子散文(包括序跋)中。这一时期，赞墨者少，且浅尝则止，多为零碎的议论，《墨子》研究处于沉寂之中。熊铁基指出，汉初道家由批判儒墨变成了兼儒墨，合名法[3]。可见，诸子之间虽然各取所需、各施其长，但他们之间的联系也密不可分。《汉书艺文志》说其言虽殊，辟犹水火，但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也。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孟子虽对墨子的做人立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却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墨家的主张嗤之以鼻，认为墨家所谓主张兼爱即为无父，为禽兽也。荀子更是对《墨子》不屑一顾。《荀子非十二子》中认为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简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铏也。反对墨子僈等差(《王霸》)，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反对墨家自为之然后可，《天论》攻击墨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解蔽》反对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富国》篇则批判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认为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进行专门批驳;又如《韩非子显学》评说儒墨术等流派及儒墨丧葬之说优劣等;解释建立在对墨家相关学说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因这些观点都出于援墨注儒的立场，故这些学说往往从儒家角度评述墨子及墨家，或只为一定目的执其一端，这种立场和方法客观上更加深了儒家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也从侧面显示了诸子百家对墨家思想及其社会作用研究不足，说明墨家当时已开始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史记》言墨家为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4]。《墨子》尚武任侠，讲信重义。秦汉社会，此风尤盛。有学者认为，无论是靠武力征服六国的秦国，还是高祖以武力定天下的汉初，朝中重臣亦皆是行伍出身，全社会弥漫着尚武习气。即便是文人，也是读书击剑，业成而武节立，秦虽钳语，烧诗书，然自内外荐绅之士与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无所惧。[4]秦的高压文化政策并未阻止墨家的发展及传播。秦短祚而亡，诸子俱损，援墨注儒虽无从谈起，但《墨子》却在各种学说中变相传播。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尸骨未寒，儒术即被汉儒推为至尊，汉初除挟书令(《汉书惠帝纪》)，又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义集论，著书数十篇。(《盐铁论晃错篇》)从汉初景象即可看出，《墨子》在民间仍薪火相传，不仅没中断，且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旨时指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足以证明《墨子》及墨家作为汉代六大学术之一的重要性。贾谊在《过秦论》中言非有仲尼、墨翟之贤，秦后首次将孔墨并称，可知，《墨子》在汉初学术流变中实际上是在其他学派体系中实行了思想流传，与其他学说共同构造了汉初的主流思想，其实是《墨子》的变相发展。正如蒙文通所指出的那样：凡儒家之平等思想，皆出于墨儒家之义，莫重于明堂。班固言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者即明堂也。知明堂之说，创于墨家而儒者因之。凡儒者言禅让，言议政，言选举学校，莫不归本于明堂，其为本墨家以为说，不可诬也。墨家非乐，而六艺佚《乐经》墨以孝视天下，而儒者于汉独尊《孝经》，是皆秦汉之儒，取于墨家之迹，斯今文说者实兼墨家之义。[5]此种诸学皆出于墨的论点，使得《墨子》在儒家经义的背景下受到了重视。

二、唐宋辞章之儒看《墨子》隋唐是大统一的格局。到唐朝，战国时期那种国分裂、大动乱、人辩论的政治环境没有了，对于《墨子》的研究就更显得客观与中庸。虽然很多士人研究《墨子》，但亦为援墨注儒的变例。从赵蕤对《墨子》在内的诸子各家学说的普遍认同，即可看出，唐初社会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给文人士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赵蕤引墨子节用论以批评当政者奢糜不恤民情，与魏徵编辑《群书治要》主旨相同，即为统治者施政提供理论借鉴，客观上巩固了儒家的文化统治。他在《长短经》记有神农形悴，唐尧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墨翟无黔突，孔子无暖席，非以贪禄位，将欲起天下之利，除万人之害。[6]对墨家的献身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赵蕤这种把墨儒等同对待的态度，使得儒家与墨家皆为其所用。《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