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阶段中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思考

[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综合经济区建设]全面发展和提升壮大**综合经济区，是遵义在全省提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历史责任，是市委、市政府立足遵义实际，着眼全市大局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而作为团员青年应紧密联...+阅读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经济危机期间最易引发政治矛盾的压力，如何优化政治生态,创新共产党执政机制；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新阶段中国用科学发展观“杀出一条血路”的关键所在，也是切实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一、优化政治生态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对金融危机的

根本保证

经济危机最易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危机，就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危机。回想2008年“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重庆等出租车罢运”、互联网上“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被卷入‘人肉搜索’风波”及“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干部出国考察变旅游事件”等，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与矛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从深层次上看，当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理论、执政基础、执政道德“三大政治挑战”。

在执政理论方面，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局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基本认识是：资本家剥削，使劳动者的购买力和社会总消费能力小于社会商品供给造成的。而今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却是工人收入过高，使企业生存竞争力下降所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解释不了现在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不但要正确地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也要正确的看待马克思这个人，他是个人，是个伟人，但不是神，马克思理论有精华，也不可能什么都对。需要按照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实际和实践，进行创新和完善，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甚至可以按马克思理论精华另起炉灶。虽然国家推行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但至今没有权威地推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还不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因此，优化政治生态,形成不打压、不折腾、不盲从的氛围，必然有利于形成中华民族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不断进步，中国复兴的创新动力。只有敢于挑战，才能超越前人。

在执政基础方面，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问题。在党的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上，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后，加了“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其核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了，农民反而是中国落后生产力(没有实现现代规模生产)代表。从实践上看：发展的新党员，从数量上又主要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在校大学生；从引领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力量看，也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从7000多万党员结构看，绝对数也不是工人和农民，占比最大的是公务员；从社会权力分配看，更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各级干部。而从理论上看，“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党的执政基础。由于党的主体多数已不是工人和农民，当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党不知道，并且不批评、不反对，这也是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尤其是对党的干部的感情没有过去深厚，甚至有反感情绪的原因所在。执政74年(1917—1991)的苏联共产党被解散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在执政道德方面，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组织与干部的道德信任缺乏。目前，人民群众对党的干部道德信任缺乏，对媒体的道德信任也缺乏。2008年，不管是河北三鹿集团的食品安全事件，还是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透视出社会道德危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尤其是干部贪污与腐化、利益部门化与集团化、经济行为缺德与失范、社会人群之间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现代人类道德危机的症结何在呢？从表层上看，可以说是“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在“自我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念中，一切都被置于从属的手段或工具性的地位”。那么为什么会把个人的利益置于他人、社会之上呢？为什么会把个人利益当作一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呢？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道德意识结构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信仰的缺失、社会主义精神的失落，就是在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社会主义研究得还不够，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由于信仰的失落，使社会上的人无法找到精神支柱，无法实现生命的价值，从而把个人利益的追逐变成生命的唯一意义，甚至将社会、他人乃至人伦关系都仅仅成为达到个人利益的条件、工具、手段。

如何用科学发展观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从世界眼光看，从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建立良性的政治生态是重要突破口、根本保障。因为以良性政治生态为保障的和谐社会，才是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才是富有生机、可持续性的和谐社会，才能从制度层面确保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12全文查看一要用“理论创新”来建设中国良性政治生态。勿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因此，我认为必须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解放思想为动力，大胆把中国政治生态投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大背景之中，投放到当前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之中，把思想从不适

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建立与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政治生态，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尤其要强化理论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趋向，敢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进行全面创新，浓缩与总结建国60年的经验与教训，吸取全人类有关政治、经济理论之精华，完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理论，以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大发展。就当前而言，要牢固树立“好”字当头，又好又快发展的理念，坚定地通过推进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把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作为衡量一个干部、一个地方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根本标志，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干部评价体系，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和社会舆论导向，努力做到发展为上；要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议将过去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被代之以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高情况、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改善情况、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效能进步状况四个新的考核指标，以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努力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考核评价机制、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节约利用机制、激励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

二要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来建设中国良性政治生态。首先要搞好党内民主，包括突出党员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行使，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适当引入选举竞争机制，努力使“草根民主”形式能够枝繁叶茂；其次，要突出规范基层民主建设，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进一步选派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基层任职，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工人和农民利益的代表，要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严格防止贿选现象，大胆开展乡镇领导班子的直选试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直选范围，进而使党的领导始终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之上，实现中国政治文明的巨大创新；再次，要推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改革和创新。要改进和完善对重点环节和部位的权力监督，进一步加强研究和解决目前腐败易发、多发和危害大的领域。如国有产权交易、财政性资金分配使用、国有土地批租、行政审批和侵犯人民群众权利等。对现有监督主体和监督权力的设置，也要在坚持监督权与被监督对象适当分离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要在“一把手”权力授予上做出明确界限的同时，建立合理的分权机制，进一步完善行政“三分制”改革，逐渐推广决策、执行、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以最大限度地规范和制约滥用行政权的行为；此外，还要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大力通过法治教育，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使政治过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排除各种反民主化和逆法治化的干扰，防止民主的变形和法治的扭曲，进而使民主的形式与民主的内容一致，在党内党外形成良性互动，实现良性政治生态。总之，只要民主越来越进步，法制越来越健全，中国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的愿景就会越来越临近。

三要用体制和机制创新来建设中国良性政治生态。在体制上，要正确、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处理好党委、人大、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首先，要实行基层党政合一制。建议采取乡镇党政合一制，改变目前党委、政府分立的局面，实行党委、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减少领导职数，党政交叉任职，实行党委书记负责制，实行乡镇党委办与政府办合署办公，实行“两委”(村民委员会与村党委)合一，进而有效地发挥基层领导的主观能动性。尤其在基层单位，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多选一”的竞争、招聘等公开选用人制度，这将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改革。其次，要处理好党委与人大、司法机关的关系。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直接插手人大和司法机关的具体事物，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应切实落实人大的重大事物的决策权、法律(法规性文件)制定权及财政预算权等宪法权力。要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树立宪法与法律的权威。再次，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民间的积极性，通过进行系统的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的自我组织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要在依法规范的前提下，使民间组织在行业管理、矛盾调处、志愿服务、心灵辅导、扶贫济困、社区建设、群众文化、家庭互助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政府可以以授权方式委托民间组织管理，也可以以资助的方式推动管理的社会化，或者通过公共财政预算购买民间服务资源。在机制上，要突出构建利益表达机制。一方面，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建议通过制度安排，努力使社会各利益群体实现制度化和合法化，进而为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公共秩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拓宽利益表达的通道。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与人民代表联系、强化人民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代表关系，扩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使得政府决策不偏离并且能最大限度的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建立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直通车，诸如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政府诚信制度等，让民意成为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有效力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总之，建立社会发泄平台，改革新闻与出版体制，资助学术性期刊的生存，形成一个包容与宽容的社会氛围，这是社会政治和谐的必要手段。

四要用“改革提速” 来建设中国良性政治生态。长期以来，我国一些改革难以推动，有的是因为时机不成熟，有的是因为阻力太大，有的是因为矛盾太多。目前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却为我国加快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必须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促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这是提振市场信心的最好方法。首先，要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医疗、住房、上学、就业、养老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始终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金融危机面前，着力推进这些公共领域的改革，就抓住了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重点。其次，要把制约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阻力作为改革的突破点。据专家测算，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价格低估，令中国企业不合理节省了20%至40%的生产成本，这使企业一直不愿意承担更多资源节约和环保责任。面对金融危机，人们期待在兼顾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及时推进要素市场改革，真正实现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转变。否则，在这种要素禀赋环境下，中国企业如果仍然依靠廉价要素资源获利，就会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此外，还要着眼长远大力推进改革。从中期看，需要在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以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条件。从长期看，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以提高社会消费预期。

五要用道德规范来建设中国良性政治生态。孔子《论语》中早就提出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思想，其中之“本”就是指道德价值观，“道”则是是非标准。意即有了正确的道德观，才能有正确的是非标准，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自觉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要引导人们形成共同的和谐价值观，大力倡导公民树立“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尤其引导各级领导树立“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权利至上和人民幸福至上”的价值观，进而加深干群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努力营造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建议要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鼓励人们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风尚，弘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要通过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达到善于谅解和宽容的效果，进而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减小阻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更加注重扶持弱者和弱势群体, 努力构建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比如，农村失去土地而又别无长技的农民，城里下岗失业的困难职工，都比一般人更需要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更需要从政治层面来研究解决。又如，城市在人文关怀上依然以户籍为标准，对外地人及其子女低看一眼，沿袭早已丧失现实合理性的歧视性规定，从而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播下引发不和谐乃至矛盾冲突的种子。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实施人文关怀，努力从制度层面纠正这些有失公正的偏爱，进而努力让更多人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方略

金融危机的到来,迫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重新调整。这正好促使我们从传统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式转变。只有坚持科学发展,保增长才可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也只有科学发展,才能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短板”问题,给“短板”尽可能地“加长”,从而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总之,坚定不移地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种挑战的根本之策,我们应更加坚定科学发展观的信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趋利避害,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开辟科学发展新空间,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必须要大胆采用内外共同驱动式增长的新发展模式。实现这个新发展模式，建议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跟进。

一要建立良好的政府。我们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扩大内需、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的进程和实际效果；市场化改革依赖于政府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以政府转型为基础。只有通过政府转型才能使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基础性作用。只有透明、负责任以及良好的政府，才能有助于防止资源错配、预防腐败。没有政府转型，建立良好的政府就难以实现。要建立良好的政府，关键取决于政府角色的正确定位，而这种角色的正确定位是在转型过程中实现的。首先，要强化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从这次“三鹿事件”看，建立完善严格的市场监管体制，不仅对经济稳定，而且对社会稳定都有重大作用。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来看，政府能不能独立于各利益主体有效地行使监管职能，对维护市场秩序，恢复市场信心意义重大。第二，进一步发挥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解决“外部性”中的有效作用。面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政府既需要在重大环境治理工程中加大投资，又需要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制度；面对公共需求增长的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切实承担起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导作用和最终责任。第三，要大力减少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和快速增长的公务员职务消费，已成为政府转型面对的严峻问题。当前，在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财政增收压力有所增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减轻税负，要与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同步推进。应当说，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很大，关键在于推进政府改革，约束和规范政府利益，使政府逐步从利益的制约和束缚中走出来，重返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地位。建议把必不可少的公务消费折价包干给个人使用，取消公务招待、送礼进贡、公款开会旅游、公费出国旅游、公车私用等。这是中国最紧迫的政治，这是政府转型最具实质性的重大课题，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

二要改善收入分配。工业化经济的历史显示，推动国内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因为工资增加才能刺激消费，进而促进市场发育。为此，劳动标准(禁止歧视、强迫劳动、剥削童工，以及工会权利和劳资谈判)和民主又是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的两个关键。民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提高工会权利(起因于单个工人与老板之间巨大权力不平等)，而工会权利的提高有利于劳资谈判，进而导致收入分配的改善和提高工资。尤其是把中国自然垄断企业利润合理分配，垄断产品和服务价格调适，垄断企业高管的工资管理科学等，就是中国公民早就想做的“众人之事”。

三要采取金融稳定和反周期稳定政策。一般而言，当情况好的时候一窝峰似的冲进来，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入。与之相反，当情况变坏了的时候，又一窝蜂似的冲出去，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它反过来又刺激资本流出。使我国经济被诅咒了两次。因此，应采取一个反周期的政策，防止突然和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因为资本流动问题与汇率问题相互作用，高的市场利率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两把刀，而关闭定价的力量是资本的流动性和撤资的威胁。因此，适当的金融市场管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要想通过本币的发行刺激经济增长，就必须使得本币成为本国资本家的储藏货币，这是铁律！拉美国家的金融动荡和最近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必须要塑造一个具有较小顺周期资本流动或流出和较轻政策紧缩压力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能力。特别是，通过抑制资本突然外撤的能力，为中国实践反周期货币政策与稳定的财政政策创造更大空间。尤其在房地产产业上，扩大房屋产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发展利益。首先，它能够通过产生一批中产阶级，强化政治稳定。其次，能够产生一批建筑业工作职位，它也能够通过增加建筑材料和家具的需求来促进制造业的发育。第三，抵押市场和房屋产权能够促进金融发展，因为抵押借款提供了一个新形式的金融投资，房屋提供了一个家庭财富的新源泉。而且，所有这些是调动了国内储蓄，而不是依赖外国借款。

四要确保充分的、定价公平的发展资金供给。目前，我国已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10条具体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计划到2010年总共投入4万亿进行投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可谓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实。应当说，财政支出对于扩大内需主要起引导和增强市场信心的作用。在当前经济出现回落的态势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起到救急的作用。未来真正的扩大内需，建议还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放松市场管制，积极发展农村市场以及保障性住房市场，努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五要大胆参与重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此轮经济准危机的冲击，我们应该充分吸取教训的是，美元是不负责任的所谓世界货币，是十分不可靠的。即使本论危机平息，美元回归稳定，但是美元周期性贬值的趋势，不会根本改变。因此，长远之计，中国必须从现在开始，通过与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有效合作，寻找到一条使中国经济摆脱美元不合理控制的途径，以图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始终牢牢掌握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暴又是中国经济百年难遇的大机遇。因为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将会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一定会造成全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的重新洗牌,这个对我们中国来说意义特别重大。这个机会百年难遇,未来全球经济的稳定,必须有美元、欧元、人民币。建议要通过这个机会加速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六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衰退期历来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并购的重要时期。当前国际市场变化巨大，促使部分行业面临重新洗牌。近几年来我国已涌现出一批在行业领先的优势骨干企业。要支持这些企业抓住“洗牌”机遇，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尽快做大做强。辩证地看，我国一些企业如果在这轮冲击中把握得好的话，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是一些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契机。我们的优势可能还不是在仅仅收购金融机构。建议我国应该利用19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坚定走出去,解决制约中国长远发展的两大难题，即技术和资源。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并购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技术资源解决我国技术瓶颈难题，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可以到海外市场购买更多的战略性资源产品,如铁矿、铜矿、铝矿、石油。为了实现产业提升，必须限制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加快提升现有的产业，努力使制造业服务化，进一步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

七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综观世界发展历史，城市化经历了前城市化、大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三个递进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发展格局。在城乡一体化阶段，它不仅要求继续推进城市化，发挥城市对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更大的牵引作用，而且还要促进城市经济结构升级和优化，将不再适宜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出去，将一些更适宜在村镇发展的优质产业转移到中心镇，使中心镇获得强大的发展力量，使农村的发展格局、发展能力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使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由于经济互动联系更加紧密，城乡资源共享。由此，城市化的根基更牢，发展后劲更大。当前，我国不少地区正在实施的统筹战略，既重城市、也重农村，就是要探索破解这个发展难题，是体现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应该说，在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外需下滑的大背景下，农村的发展，将是最大的内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的发展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承包地)、生活要素(宅基地)和房屋不具备市场经济属性；二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为零，难以扩大再生产；三是农民由于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被凝固，难以组织起来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发展要素，将是解决农村落后的根本之道。我认为，扩大内需，需要用科学发展观调整相关政策，既要在短期实行以保增长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加大铁路建设投资的同时，更要在中长期立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而为中国的广大农民创造公平发展和提高收入的政策机制。

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危机只是矛盾比较凸出、问题比较严重罢了。一个危机意识强的国家，一般不会出现危机事件，即使出现危机事件，也不会慌乱。一个没有危机意识的国家，就可能遇到危机，并被危机吓倒。面对当前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矛盾，只要我们用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大胆进行“变革、革新、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谱写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的辉煌篇章！

12全文查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对资源环境的约束，面对经济危机期间最易引发政治矛盾的压力，如何优化政治生态,创新共产党执政机制；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是新阶段中国用科学发展观“杀出一条血路”的关键所在，也是切实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一、优化政治生态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应对金融危机的

根本保证经济危机最易引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加上政治危机，就是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危机。回想2008年“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重庆等出租车罢运”、互联网上“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被卷入‘人肉搜索’风波”及“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干部出国考察变旅游事件”等，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与矛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从深层次上看，当前，我们党面临着执政理论、执政基础、执政道德“三大政治挑战”。在执政理论方面，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局限，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基本认识是：资本家剥削，使劳动者的购买力和社会总消费能力小于社会商品供给造成的。而今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却是工人收入过高，使企业生存竞争力下降所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解释不了现在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不但要正确地看待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也要正确的看待马克思这个人，他是个人，是个伟人，但不是神，马克思理论有精华，也不可能什么都对。需要按照我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