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解放是个社会力量失衡的问题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阅读

在中国，人们一提讨论新问题，却总是先提思想解放。中国之所以一再出现这样的尴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力量的失衡，也就是说，强势的一方拥有至高无尚的话语权，而弱势的一方则缺少基本的“表达权”，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强势的更强势，弱势的更弱势，进而使社会丧失自我修正能力。从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说，中国的思想解放问题，其实：

第一，是个社会力量平衡的问题

最近，周天勇先生有篇文章，叫“思想要从什么样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

在文章中，周先生分五个问题对思想解放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界定，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从该文中，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的每次思想解放，都是强势力量的自我思想修正问题。中国之所以造成强势力量自我思想修正问题的原因，其实是强势力量的觉醒问题，而不是社会的觉醒和表达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思想解放其实是社会力量失衡导致的必然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力量的平衡比思想解放更重要，因为，社会力量平衡之日，就是社会自我修正机制形成之时，社会修正机制的形成，思想解放也就成了日常的思想动态更新问题了。

第二，是个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问题

社会力量的平衡，其实不是从天上掉下的，而是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加和平斗争形成的，当然，我说的和平斗争，从世界历史上看，则更多的是暴力斗争，也就是说，暴力斗争使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类才在分析教训时寻找到代价较小的新路――和平斗争――但人类同时发现，社会之所以能形成和平斗争的机制，其深层次的问题是个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问题。

再进一步说，没有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便没有和平斗争的社会机制。而和平斗争的社会机制，是个社会各阶层平等的表达权和平等的斗争权问题。

第三，是个社会自我修正机制的问题

我是和平斗争主义者，因为我以为和平斗争社会代价最小，效果最好，但我也没有放弃暴力斗争的思想，假如社会无法从和平斗争中取得进步、求得发展，暴力斗争就成了人们主观上不愿发生但客观上却成了必然的必然。

我之所以坚持和平斗争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社会的静态发展，其实就是社会堕落、政治堕落、思想堕落的开始，因为，动态发展和和平斗争，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净化剂，也就是说，没有社会的和平斗争，只会导致“社会堕落、政治堕落、思想堕落”，而这个三堕落，最终只会导出社会的暴力斗争。因此，构建社会的和平斗争机制，就是建构社会动态自我修正错误的修正机制。

第四，构建新的发展哲学比发展本身更重要

中国存在的一切问题，其本质就是个发展哲学的问题。发展哲学良好，社会管理、政治经济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发展哲学出了问题，或者出了大问题，那么，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就会随之出现问题。当然，发展哲学也是个发展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发展哲学的产生，源于丰富而又多彩，深刻而又生动的发展文化。

发展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和平斗争的文化，是一种动态有序的斗争文化，中国如果不在动态有序的斗争文化上下点功夫，尽快构建起和平斗争，动态有序的斗争平台，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就不仅仅是个灾难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党丢掉领导权的问题，而是个毁灭共和国的问题。这一点很可怕，值得每一位中国人的警惕，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是，中国除极少数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更多的人则乐于浪漫的想象之中，以为，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和整个金融业，拱手出让给外国资本，中国就一下子步入了人间天堂。

但是，张宏良、仲大军、江涌、高梁等先生，一再发出预警的声音，不仅没有阻挡住中国步入“天堂”的脚步，相反，精英派思想更解放了，迈向“天堂”的步子更加快了。这时候如果有人说那不是“天堂”而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地狱，精英派马上祭出杀手剑：剥夺说话者的一切“表达权”，比如说我。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构建新的发展哲学比发展本身更重要的原因，因为，发展其实面对的是两个不二选择：一是天堂，一是地狱。

不同的选择其实就是个步入天堂或地狱的门坎。

第五，精英派堕落是中华民族千年不遇的巨大灾难

在人类历史上，少数精英堕落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中国精英派大面积的堕落，本应是社会良知的精英，一下子坠入了堕落、罪恶的深渊。从人类历史上看，这是中国发生的第二次精英堕落。第一次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堕落派，第二次就是近十多年在中国出现的卖国派、自利派。

第一次和第二次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只是对国家利益的出卖，而第二次则是以“普世价值”和“民主”的名义，在没有外力压迫情况下的主动卖国。当然，这样说并非是说，中国不需要民主，不需自由，不需要普世价值，不需要法治，需要，而且非常需，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社会？是资本的民主、自由、法治、普世价值？也就是少数的民主、自由、法治、普世价值？还是全民平等？并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的民主、自由、法治、普世价值？这才是中国民主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毛泽东一直致力的这个中国式民主：政治经济上拥有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分享权的民主、自由、法治、普世价值（当然，毛泽东的说法与现在的说法不太一样，但本质是一致的），现在被精英派大力批判、疯狂否定的情况看，人民的普世价值将会被精英派踩到脚下。中国人民需要清醒认识到的问题是，这不仅仅是个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个中国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

面对这场千年不遇的巨大灾难，中国到了尽快组建一支由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亲自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的时候了。但是，光有快速反应部队是不够的，还要有一支由人民组成的爱国快速反应部队，大打一场保卫共和国的人民战争。虽然，这支由人民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没有武器，但他们有一双双砸向卖国者和判国者的铁拳，能够发出比任何武器都更为强大的威力，因为，它们代表了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