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大潮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重心是还权于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阅读

1984年之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战场走进了城市、走进了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走进了计划经济这个最严密最广泛最坚实也是最敏感的领域。要想让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在这个领域大显身手游刃有余，谈何容易。也恰恰是在上世起80年代末出现的中国的政治风波，苏东剧变等等，更使得姓“资”姓“社”的争论趋于激化。一些人对把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实际定位在市场取向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济学家薛暮桥不得不给中央写信抗辩道，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是未进行彻底的改革，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推进以建立奠定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才能克服困难，走向繁荣。然而，与薛暮桥完全相反的种种议论意见还是很有市场，并且还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一些制度创新方面的摸索，诸如实行企业股份制的改革试点也就应声刹车，停了下来，甚至销声匿迹。

写到这里，令我想起去年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这部修改补充过的党章，在提到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时有一句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相信，所有关心改革并且记忆健全的人，看到这样的文字，都要会心一笑。因为这句话与当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几乎一字不差。十六年前，正是那次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的谈话拨云见日，扬清击浊，再次把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向高潮，也牵出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新局面。

那么，这次主要由南方谈话引发的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大潮，又是从哪几个方面解除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羁绊呢？笔者管见，主要有“二”。首先是澄清了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迈不动步甚至退步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因此，计划经济不能与社会主义画等号。衡量中国发展好与坏的标准不是本本，而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是否有利于增加综合国力。其次，就是如邓小平在这一期间十分明确地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左”。这个论断不但当时正确，而且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会证明它的正确与有效，否则不会被庄严地写入党章。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这次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宽广大道，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对外开放和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在神州大地展开了。

思想解放的大潮促进了大改革大开放，也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的积极性，它最终促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事实上，我国经济也在解放思想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规模：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

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短缺匮乏发展到总体小康，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这种持续了30年的高速发展奇迹，不仅使中国人稳定地过上了富裕安康的舒心生活，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中国汇入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同时也使周边国家、各发展中国家，甚至欧美国家的公众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代世界最大的收藏家之一，也是墨西哥最成功的企业家西蒙先生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中国启动了全能的思想机器，并且赋予它一种创新的含义。中国以一个拥抱未来的国家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使得今天整个人类都对未来有了信心。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译东对即将奔赴前线的人说，要“送”给大家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近70年后，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系统论述科学发展观时也说：解放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宝。法宝，当然就是化腐朽为神奇之宝、耕云播雨之宝、遇难呈祥之宝、克敌制胜之宝，需倍加珍爱不可须臾离开之宝。胡锦涛把解放思想喻为法宝，无非是要告诉全党，改革开放30年，我们就是依靠它才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在中国正在经历的伟大历史转型期，我们还要凭借它的法力去战胜一切困难和一切风浪；还要凭借它的伟力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直达民族复兴的胜利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