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秋雨名誉官司败诉说开去

[余秋雨散文之《借我一生》读书笔记]前不久在图书馆偶然间发现了一本名为《借我一生》的书，土黄色的封面加上四个镏金的宋体字，毫不张扬的静静的呆在书架上。而我却莫名的感到了一种内敛的大气，于是抽出来一看，是余...+阅读

前些时候，国内许多媒体刊载了学者余秋雨名誉官司败诉的消息。官司起源于《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萧夏林2000年在《书屋》杂志上发表的《文化中的文化》文章。文中，萧认为余在担任深圳市文化顾问期间，对深圳文化进行不切实际地吹捧，并称其“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今年初，余秋

雨以萧文中15字“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一套豪华别墅”侵犯名誉权为由，将他告上法庭。9月5日庭审驳回了余的诉讼。这结果让许多关注中国司法改革的人们欢欣鼓舞。这消息总让我不快，撇开司法层面而言，在我眼里，萧的行为就是十足一文侩所为。一是貌似公道，以敢于揭露文坛黑暗的斗士形象自居；二是偏听偏信，一点点传言就当成了事实，言之凿凿。这种行为，是不折不扣的诽谤，不公道、不正派。

公道正派，是人类社会所要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任何法律法规都要建立在道德准则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任何法律法规的内容规定都要体现公道正派的精神。然而法庭的审判结果却让人费解，既然已经认定萧是无中生有，为什么还认为不构成侵权？不主持公道，不维护正派，这将为那些违背事实、对他人进行诽谤的言行大开法律之门。

而更为可悲的是许多媒体对此事件都作着“客观公正”的报道，即使象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国家级权威媒体也不愿意薄此厚彼，不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好像怕被官司纠缠上。甚至还有一些媒体认为，因为余是名人，理所当然地应承受比普通人更多的监督，法律上对公众人物和普通人的不平等恰恰是一种更好的平等。那么萧的做法是一种监督吗？不应该为世人所谴责、所唾弃吗？法庭和媒体的做法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似乎是应该要予萧以肯定。媒体的受众是全社会，媒体负有引导全社会正确舆论的神圣职责，那么对此事的报道又做得如何呢?主持公道了吗？维护正派了吗？让人怀疑。更象是哗众取宠。

余秋雨名誉官司败诉，那是文坛上的事，有感而发，姑妄言之。回过头来想说说干部使用的问题。时下各地都在开展以“公道正派”为主要内容的“树组工干部形象”活动，公道正派，既是全社会要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组工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核心内容。文坛上少点公道正派，打打嘴仗，也许为害不大。若组工干部缺少了公道正派，就为祸不浅了。

组工干部若不公道、不正派，就会导致用人上的不正之风，难免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

难免会作风漂浮，办事主观臆断，不切实际，导致官僚习气严重；难免会拉帮结伙，讲江湖义气，礼尚往来，大搞宗派主义；难免会吃拿卡要，跑官要官，腐败之风盛行；难免会群情激愤，基石不牢，我们的党最终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中国古代漫长历史中，佞臣当道，贤良报国无门，导致百姓涂炭、国家灭亡的惨痛教训多矣。前车之辙，难道不应为后车之鉴吗？

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评价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做到不偏听偏信，不单凭主观印象臆断，不一棍子打死，要深入实际，了解实情，集思广益，客观反映。既要做到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定，不打折扣，不拖泥带水；又要做到不盲从，通过合理的途径向党组织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要富于正气，坚持真理，勇于批评和抵制不正之风和错误行为，遇到党员干部和基层组织受到不公正待遇时，要敢说公道话，不怕担风险。

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要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要做到作风清正、廉洁，不唯亲、不唯利、不唯色，为人处事都要出于公心，坚持原则，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不该拿的东西坚决不拿，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任用考察干部，要做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不掺杂个人的好恶；要坚持“五湖四海”，不搞亲亲疏疏，拉拉扯扯；要善于挖掘和发现人才，培养和锻炼人才；要注重提高整体效能，合理搭配班子结构。既要当好伯乐，善于发现千里马，又要为人才施展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还要为干部提高才干创造良好的条件。

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还要有宽广坦荡的胸襟。要做到海纳百川，谦虚谨慎，平等待人。要以诚待人、以礼待人，办事光明磊落，不遮遮掩掩，不神秘兮兮。要塑造组工干部特有的人格魅力，以此来感化干部，凝聚人心。要勇于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及时总结干部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努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去改正提高。要正确对待和分析怪话牢骚现象，对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批评者，要一分为二，认真剖析其思想根源，帮助其改进提高，切忌态度粗暴，以势压人，或打入冷宫，不理不睬。

组工干部做到公道正派了，其实就是为全社会树立了一面旗帜，也可以说引领了一方风气。这本该是新闻媒体做的事，组工干部去做了，又何尝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