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文章标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阅读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国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体制，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方向和路径是对的。现在在效率明显提高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明显突出，甚至开始严重影响效率。应该说许多不公平问题是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
如不及时克服，可能侵吞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拉开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但是如果差距过大，特别是机会不公平，因此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埋怨必然会抵制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恰恰能得到效率提高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动力。基于这种情况，需要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科学改革问题。
一、统筹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假定一个社会存在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三个层次的居民，低收入者占最大比重的金字塔形的居民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结构，因而是不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最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不和谐，就在于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小。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推翻旧社会的动力是低收入群体，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是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关键是明确收入的来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键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就是资产收入、经营收入。富裕人民，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不仅是指提高收入，还要增加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等。目前江苏低收入者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江苏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民间投资不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创业，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科技入股，通过这些途径增加居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可靠途径。
二、劳资由对立转向合作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氛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现实中的劳动者不仅仅提供劳动。他们可以成为有产者，也可以成为私人投资者，并相应得到财产和投资收入。正是在劳动者具有这种地位后，劳动者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掘墓人。资产者也不仅仅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也可能是劳动者，他们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投入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劳动基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有劳动和创造。这些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按此思路我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安排，就是既要使资本所有者善待员工，又要使劳动者不以资本所有者作为革命的对象，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合作。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样也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现在正在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国有经济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但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也有不少信誉好、品牌好、效益也不差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全部退出。首先，如果国有资本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连高效益企业都退出，国有资本在哪里能增值呢？国有资本在高效益企业中获利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信誉好、品牌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存在本身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其次，现有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像有人所说的废铜烂铁。许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本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是现行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其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放弃，不是任其关门破产，而是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解放其竞争力。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不等于都要改制为私人企业，只要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吸收私人产权进入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制度环境。第三，国有（包含国有控股）企业的存在有其国有的价值。这就是较多的贯彻社会目标，如就业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不仅仅在私有制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更为有效。两者的竞争不仅仅是你死我活，还包含了相互学习，从而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能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中都得到实现。
四、政府管制部门改革导引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还需要在国家管制的垄断部门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凡是可以打破垄断，没有必要由国家管制的部门就让给市场调节。另一方面需要保持 12全文查看国有资本控制的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除外）可以让出一部分股权给非国有资本，借助股份制引入民间资本、外来资本。由此引入私人股权。只要由国家独家经营的部门被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不仅效率可以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可以更为和谐。
政府管制的还有公共产品供给。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治安、公共服务等。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改
革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供给。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等方面提高公共品，是通过财政安排的事业单位进行的。限于政府集中的资源，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公共领域的公共品供给都包下来。在市场化条件下，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将民间资本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中来，以弥补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可行的改革是在政府保证这些方面公共品供给的前提下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包括私人举办民办学校和医院，补充公共品供给不足。
二是公共领域改革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必须坚持民进国不退原则。政府完全退出，可能使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得不到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公共需求是有层次性的。由于有区域、收入、传统、家庭状况等各种差异，有些人希望得到非常高质量的服务，有些人可能满足于基本的需要。以教育和医疗卫生为例，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希望得到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但收入高的家庭比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更为关注。公共财政的职能是满足尽量普遍的公共需求。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价格足够低的基本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是广大中低收入的居民所能接受的。提供这方面公共需求的供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高层次的、差别化的需求可以由市场得到满足。例如，越来越发达的保健市场，是在基本的医疗服务基础上产生的，由更高质量和更好服务的市场来提供。又例如家庭教育，想得到额外教育的家庭，可以花费额外的代价，支付额外的价格。对于这些高层次的需求，市场能够创造供给，公共财政就不必要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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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国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体制，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方向和路径是对的。现在在效率明显提高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明显突出，甚至开始严重影响效率。应该说许多不公平问题是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
如不及时克服，可能侵吞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拉开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但是如果差距过大，特别是机会不公平，因此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埋怨必然会抵制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恰恰能得到效率提高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动力。基于这种情况，需要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科学改革问题。
一、统筹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假定一个社会存在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三个层次的居民，低收入者占最大比重的金字塔形的居民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结构，因而是不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最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不和谐，就在于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小。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推翻旧社会的动力是低收入群体，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是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关键是明确收入的来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键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就是资产收入、经营收入。富裕人民，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不仅是指提高收入，还要增加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等。目前江苏低收入者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江苏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民间投资不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创业，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科技入股，通过这些途径增加居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可靠途径。
二、劳资由对立转向合作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氛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现实中的劳动者不仅仅提供劳动。他们可以成为有产者，也可以成为私人投资者，并相应得到财产和投资收入。正是在劳动者具有这种地位后，劳动者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掘墓人。资产者也不仅仅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也可能是劳动者，他们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投入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劳动基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有劳动和创造。这些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按此思路我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安排，就是既要使资本所有者善待员工，又要使劳动者不以资本所有者作为革命的对象，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合作。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样也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现在正在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国有经济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但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也有不少信誉好、品牌好、效益也不差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全部退出。首先，如果国有资本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连高效益企业都退出，国有资本在哪里能增值呢？国有资本在高效益企业中获利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信誉好、品牌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存在本身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其次，现有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像有人所说的废铜烂铁。许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本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是现行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其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放弃，不是任其关门破产，而是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解放其竞争力。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不等于都要改制为私人企业，只要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吸收私人产权进入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制度环境。第三，国有（包含国有控股）企业的存在有其国有的价值。这就是较多的贯彻社会目标，如就业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不仅仅在私有制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更为有效。两者的竞争不仅仅是你死我活，还包含了相互学习，从而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能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中都得到实现。
四、政府管制部门改革导引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还需要在国家管制的垄断部门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凡是可以打破垄断，没有必要由国家管制的部门就让给市场调节。另一方面需要保持[]国有资本控制的部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除外）可以让出一部分股权给非国有资本，借助股份制引入民间资本、外来资本。由此引入私人股权。只要由国家独家经营的部门被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不仅效率可以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可以更为和谐。
政府管制的还有公共产品供给。其中包括教育、卫生、治安、公共服务等。政府在这个领域的改
革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供给。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等方面提高公共品，是通过财政安排的事业单位进行的。限于政府集中的资源，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所有公共领域的公共品供给都包下来。在市场化条件下，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从而将民间资本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中来，以弥补公共品供给的不足。可行的改革是在政府保证这些方面公共品供给的前提下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包括私人举办民办学校和医院，补充公共品供给不足。
二是公共领域改革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必须坚持民进国不退原则。政府完全退出，可能使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家庭得不到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公共需求是有层次性的。由于有区域、收入、传统、家庭状况等各种差异，有些人希望得到非常高质量的服务，有些人可能满足于基本的需要。以教育和医疗卫生为例，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希望得到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但收入高的家庭比低收入家庭对教育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更为关注。公共财政的职能是满足尽量普遍的公共需求。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价格足够低的基本服务，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是广大中低收入的居民所能接受的。提供这方面公共需求的供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至于高层次的、差别化的需求可以由市场得到满足。例如，越来越发达的保健市场，是在基本的医疗服务基础上产生的，由更高质量和更好服务的市场来提供。又例如家庭教育，想得到额外教育的家庭，可以花费额外的代价，支付额外的价格。对于这些高层次的需求，市场能够创造供给，公共财政就不必要进行资助。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统筹协调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国改革一开始就直接针对长期存在的低效率体制，以效率为目标推进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就是市场化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说方向和路径是对的。现在在效率明显提高的同时，不公平问题也明显突出，甚至开始严重影响效率。应该说许多不公平问题是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但这些问题
如不及时克服，可能侵吞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拉开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但是如果差距过大，特别是机会不公平，因此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埋怨必然会抵制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以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恰恰能得到效率提高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公平本身就是提高效率的动力。基于这种情况，需要提出统筹社会公平与效率的科学改革问题。
一、统筹公平和效率的收入分配改革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假定一个社会存在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三个层次的居民，低收入者占最大比重的金字塔形的居民结构不可能是稳定的结构，因而是不和谐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最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现在我国许多地区不和谐，就在于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小。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际上是减少低收入群体的数量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群体，这部分人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发展的推动者。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推翻旧社会的动力是低收入群体，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是中等收入群体。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关键是明确收入的来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键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就是资产收入、经营收入。富裕人民，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不仅是指提高收入，还要增加财产。其中包括不动产的增加，也包括持有的股权、知识产权等。目前江苏低收入者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江苏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收入，民间投资不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鼓励私人投资，鼓励创业，鼓励企业家成长，鼓励科技入股，通过这些途径增加居民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可靠途径。
二、劳资由对立转向合作
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氛围，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现实中的劳动者不仅仅提供劳动。他们可以成为有产者，也可以成为私人投资者，并相应得到财产和投资收入。正是在劳动者具有这种地位后，劳动者才真正成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掘墓人。资产者也不仅仅是资本所有者，他们也可能是劳动者，他们可能通过其管理和技术的投入而投入劳动。特别是现阶段许多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合法经营和企业家精神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劳动基础。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都可能获得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有劳动和创造。这些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资可能合作的基础。按此思路我们所要推进的改革和制度安排，就是既要使资本所有者善待员工，又要使劳动者不以资本所有者作为革命的对象，形成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合作。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样也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所有制基础。
现在正在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一般竞争性部门，国有经济没有占支配地位的要求。但是，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也有不少信誉好、品牌好、效益也不差的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全部退出。首先，如果国有资本在一般性竞争领域连高效益企业都退出，国有资本在哪里能增值呢？国有资本在高效益企业中获利是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支持。特别是，信誉好、品牌好、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存在本身就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体现。其次，现有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像有人所说的废铜烂铁。许多先进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先进的设备、人力资本还是集中在国有企业，问题是现行的产权制度束缚了其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放弃，不是任其关门破产，而是通过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来解放其竞争力。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不等于都要改制为私人企业，只要在明晰产权基础上吸收私人产权进入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制度环境。第三，国有（包含国有控股）企业的存在有其国有的价值。这就是较多的贯彻社会目标，如就业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也不仅仅在私有制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竞争更为有效。两者的竞争不仅仅是你死我活，还包含了相互学习，从而使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能够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中都得到实现。
四、政府管制部门改革导引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还需要在国家管制的垄断部门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凡是可以打破垄断，没有必要由国家管制的部门就让给市场调节。另一方面需要保持 12全文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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