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民族精神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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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一个凸现的社会问题。有的地方，因患方对诊断、治疗或死亡原因持有异议，演变为“医院暴力”，其形式往往是纠集大量人员封门堵路，打砸医院；限制医院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散布不真实的言论；限制群众就诊，甚至停尸闹事；要挟医院给予巨额赔偿。更为可恶的是，竟由此滋生出职业的“医闹”，专门帮患方闹事，从中获利。这类“医院

暴力”使医师执业风险和压力骤增，也给其他患者造成心理恐惧，尤其对急危重患者的就诊安全构成威胁，对医院声誉造成影响，还给当地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

医患关系本应是真诚关怀与信任的关系。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就指出，医生必须大慈恻隐，一心赴救，对患者“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现代很多优秀医生都达到了这种境界，如“白求恩奖”获得者韦加宁“把病人当亲人，把工作当乐趣，把医术当艺术”；吴登云先后为病人献血7000毫升、献皮13块。假如不是把患者当“至亲”，焉能做到这些？华益慰的事迹之所以感人，不仅因为他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对患者的真情挚爱，满腔热情，被病人称为“可以托付生命的医生”。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完善，医师执业越来越规范，许多医务工作者都是“一线希望，百倍努力”。2003年，当“非典”袭来时，他（她）们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积极地与“非典”病魔抗争，挽救了一条条生命，演绎了一幕幕感人的事迹，被民众称为“最可爱的人”。

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目标是一致的。在理想的制度设计模式下，医师凭借自己的技能和经验减轻患者的伤痛，抑或延长其生命，抑或提高其生命、生活质量，并凭借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劳动和智力的付出获得应有的报酬。患者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寻求并接受医疗专业人员的服务，并从中受益。由此而见，医患双方是为了共同寻求健康和实现生命延续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然而，医患关系的上述特征目前正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偏激者眼里，医生成了一群唯利是图，见钱眼开，乘人之危，借机敲诈的“白狼”，医患双方演变成了冤家对头，“医患纠纷”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医疗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医患关系越来越凸现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当一种社会关系发展到催生出一种新的“职业”，而这种新的“职业”反过来破坏原来的社会关系，影响行业发展、社会稳定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采取足够力度的措施加以解决了。

首先，完善法律法规，理顺体制，健全机制。我国卫生法律法规已比较多，但仍不健全。例如，发生医疗事故时，患方和法院多不愿采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用《合同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处理医疗纠纷对医院来说有失公允。公安部、卫生部曾联合下发有关维护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通知，却很少能有效地制止“医闹”事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应由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卫生行政部门调解，人民法院诉讼解决。但在实践中，因为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的身份，使调解角色存在诸多的缺陷。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理顺调解体制，健全调解机制。

其次，加大政府投入，切实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不断深化的医改，势必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必须加强医院的全方位管理，不断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医患关系。同时，政府要加大投入，解决医院因经费不足而通过药品、检查收费弥补的问题；要统一组织、设计、协作，建立符合实际的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城乡医疗保障覆盖面，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再次，加强学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加强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深与患者的沟通和舆论导向的沟通。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而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传统美德本身，突出的就是群众和谐精神，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仁义礼智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矛盾的精神化解剂，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催化剂。医务工作者要自觉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及医德修养，真正地做到能让患者和社会放心。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高风险和未能预知的现象时常都会发生，医学科学技术至今并未达到至善至美、万无一失的境界，所以，患者的理解，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和政府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构建和谐社会、改善医患关系，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关注，需要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共同促进医疗卫生事业更快更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