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牧忧国忧民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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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出身于世业儒学之家，继承和发扬了祖父杜佑的经世致用之学，一生满怀济世之情，关心国家时局政治，他赋诗明志，著文上书，积极向当权者献计献策。但残酷的现实却是：知己者不与同志（牛党），同志者不与相知（李党），在这种错位中，杜牧官场困踬，导致他一生情感起伏迭宕。关于他的思想，古今研究者从不同方面多有研析，本文试以诗歌为媒介，探析其一生思想轨迹，并对前人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杜牧的忧国忧民，并不仅仅停留在徒伤悲的层面上，他在诗中明确表示“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急切地询问“谁其为我听”，豪壮地表示“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他引贾谊为知己——或者说，他以贾谊自比，委婉地表示：自己有治国之才，愿为国效力。

诗人这种青年时期就树立的经国济世的愿望，经中年、到老年，虽然中间有过彷徨，但终一生，都是他思想中的主流。

经国济世和出世任情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在开成四年杜牧赴京任左补阙职途中所作诗中表现最为明显，由于思想的交锋，情绪涌动，在赴仕途中的这一短暂时期内，诗人所作的有据可考的诗竟多达二十首。这种起伏迭宕的思想贯穿于整个赴任途中，正是杜牧的经国济世和出世任情两种思想此消彼长的结果，此后的《丹水》、《途中作》、《和州绝句》等诗中皆有表现。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7”。历来文人都十分珍视自己的作品，唐白居易更是在生前就整理自己的诗稿。杜牧却在临终时自毁大量诗稿文稿，并自撰墓志铭，可见其心灰意冷之至。

“诗言志”，从杜牧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思想的一些端倪，了解他的情感趋向。但仅从其诗歌探其一生思想轨迹，难免有不周之处，若要全面解析杜牧，还需做更多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