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初探]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阅读

摘要: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西汉;策问;对策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

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对诏策曰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之;三王臣主俱贤，则共忧之;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之，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亲，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汉文帝能够亲身治理朝政，以实现天下之治[3]。

二、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相卫绾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4]，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5]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之于篇，朕亲览焉[5]161。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