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交流编 - 范文无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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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路交通与唐朝对外文化交流唐代是举世闻名的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通过欧亚内陆地区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是与唐朝强盛的国力及其在西域的经营分不开的。宋朝史臣记叙唐朝疆域称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1]。指出唐朝对西域的经营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开疆拓土著称的汉代。

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实施的各项行政设施和完备的驿站系统，使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唐代也是历史悠久的陆路东西交通走向衰落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内部的战乱，在阿拉伯势力东进的影响下中亚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国经济重心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东移，海上交通工具的长足进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海上线绸之路取代陆路地位的局面。

第一节陆路交通的发展交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交通状况决定和制约了文化交流的规模和程度;反过来，文化交流繁荣与否，也对交通状况起着促进或滞碍的作用。发达的陆路交通，为唐朝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西域图志》与隋代西域交通唐代对外交通的繁荣，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隋、唐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对外交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使内地与外界的交通进入了新的阶段。尤其是在隋炀帝继位之后，专门设置了四方馆，负责接待并处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强隋朝对外交往的职能[2]。同时又派了许多使臣，四出访求异俗。仅见于记载，在大业初年派出的使臣就有：羽骑尉朱宽在大业三年(607年)出使流求[3];同年，文林郎裴清出使倭国[4];大约同时或稍后，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国[5];大业初年，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各国[6];大约同时，又遣云骑尉李昱通使波斯[7]。

在同一时期派遣如此多的使臣，出使这样多的地区或国家，这在汉唐时期对外交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使臣间的交往不仅增强了隋朝与外界的相互了解和政治、经济往来，开扩了当时人的眼界，而且也大大加强了隋朝与周边地区各国，尤其是与西域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促进了隋朝与西域陆路交通的发展。在对外交往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记叙隋代与外界交往的史籍，主要有韦节《西番记》[8]、彦琮《大隋西国传》[9]、裴矩《西域图记》以及《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等[10]，在数量上大大超出了前代。

虽然这些书籍多已散佚，但它反映了隋代对外交通的高度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隋朝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这类书籍中，《西域图记》对后世，尤其是对唐朝的影响很大。《西域图记》3卷，裴矩编撰。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西晋战乱，其先祖避乱于河西，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苻坚灭前凉，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裴氏家族大概在此时返回河东故里。裴矩及其父、祖都在北齐为官，齐亡入周，渐受杨坚重用。

平陈之后，裴矩以3,000弊卒绥集岭南二十余州，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后来历任民部尚书、内史侍郎、尚书左丞、吏部侍郎等职。炀帝继位之后，担任过民部侍郎、黄门侍郎。这时随着北方形势的好转，隋炀帝大力发展与西域的关系，西域诸国多至张掖交市，炀帝令裴矩掌管与西域的贸易，裴矩揣知炀帝方勤远略，于是诱令商胡言西域各国的国俗、山川等情况，撰成《西域图记》一书[11]。

虽然现在已经无法见到《西域图记》的原貌，但是在《隋书》和《北史》的裴矩传中，幸而保存了原书的序，借此可以大体了解到这部重要著作的概况。对于研究隋唐时代的东西交通来说，最可宝贵的是《西域图记》的序文中保留了原书中介绍当时中西交通的三条最主要的道路。裴矩将它们称作北道、中道和南道。北道出敦煌(今甘肃敦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到达突厥可汗廷。

然后渡北流河水(今锡尔河)至拂菻(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于西海(今地中海)。这条道路的开通与突厥汗国在政治上统一了欧亚大陆北方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度葱岭(今帕米尔)，又经钹汗(今费尔干纳盆地)、苏对沙那(今乌拉秋提尤别)、曹国(今伊什特汗)、安国(今布哈拉)、穆国(今查尔朱)，至波斯(今伊朗)，最后到达西海(今波斯湾)。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新疆若羌)，向西经于阗(今新疆和田)、朱俱波(今新疆叶城)、喝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护密(今瓦罕)、吐火罗(今阿姆河南、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地区)、帆延(今巴米扬)、漕国(今加兹尼)，至北婆罗门(今印度北部)，达于西海(今印度洋)。隋代发达的西域陆路交通，为唐朝陆路交通的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2.唐朝统一西域隋朝在炀帝时代虽然大力开展了对西域的交通，但是由于国祚短促，交通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局限。

而唐朝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在西域取得了比前代更大的成就，从而为陆路对外交往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末唐初，突厥势力有了极大的发展，西突厥汗国统治着金山(今阿尔泰山)以西，波斯以东，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广大西域地区，而东突厥汗国则是金山以东，东海以西，大漠以北广大草原地区的主人，高开道、窦建德、刘武周、梁师都、刘季真、郭子和、张长逊、薛举、李轨等北方诸多割据势力，甚至包括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内，大都在这时接受了突厥可汗赐封的官号，向突厥汗国称臣纳贡。

唐人杜佑称此时突厥势力空前强大，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12]。突厥汗国的威胁，是唐朝初年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建国之始，唐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的处境相当艰难。仅就北方而言，他一方面不得不维持与突厥汗国原有的臣属关系，同时还要与服属于突厥汗国的其它割据势力斗争，壮大自己的力量。经过高祖与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在位)两代的努力，终于在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利用突厥汗国内部分裂的有利转机，消灭了东突厥汗国，解除了来自北方草原的威胁。

此后，太宗步隋后尘，转而向西方发展。贞观八年(634年)击败吐谷浑，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四年(640年)，正式开始对西域用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