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儒家伦理无疑又是这种伦理型文化的主体,它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主导着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既安顿了中国人的人心秩序,又安排了中国社会的统治秩序。儒家的思想是伟大的，下面小编为各位人文社科毕业的毕业生送上关于先秦儒者的仁道命题之差异的论文，欢迎大家借鉴哦!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对中国审美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诗》教是其审美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具体体现,但儒家《诗》教研究,长期以来被局限于孔子《诗》教的政教性,尤其自两汉以来儒家《诗》教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使得先秦儒家《诗》教更多是被作为统治阶级卫道工具而研究的。汉代《四家诗》对《诗》教的阐释具有着御用文化的鲜明特征,并将《诗》教转向以《诗经》解读为核心的合政治教化目的的诗学理论,这与先秦儒家学派的以教为核心的合人格教育为目的的《诗》教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先秦诗史看,先秦儒家《诗》教包含着歌诗、用诗、教诗等具体的《诗》教行为和言诗、论诗的《诗》教思想。因此研究儒家《诗》教需分清其作为教育实践理论与诗歌理论两个层面,前者为宗,后者为文艺理论兴起后的阐释、抽象概括,只有如此才更有利于还原儒家《诗》教的本来面目,减少不必要学术争论。
关键词：儒家;论语;易
一、先秦儒家对于仁道的把握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 philosophy to 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让我们往上追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划分，形而下的是器，包括鼎爵尊彝，是用来做礼的器物。礼最初作为是一种仪式，代表的是上层贵族的特权，举行仪式和收藏礼器的行为，象征着浓厚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即是所谓形而上所拥有的道。道乃是根本的关键性存在，所谓的三代之道，具体地说来，是那一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虽然三代更替，但这个共同的道，还是大差不差的。所做的局部或微观的调整，则体现在夏、商、周礼的损益上面。孔子所说的合于一，这个一，就是道。就是第一性的存在，然后衍出一整套的体系。由这一套体系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
于是我们注意到，子贡成器瑚琏。子贡很高兴，但在孔子那里，还是君子不器的。一方面，君子在孔子的心境中，是高度理想化的人格特征的载体，是全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石。另一面，孔子心目中的道不在此间的社会现实中，他的理想目标是恢复、找回这个三代之道。孔子自负承担这种责任，理想的人格的载体在于弘道，因而安于器的子贡的思想状况是不能让孔子十分认可的。
二、儒者的价值取向和其成人气质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这一路线。它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儒家的人格理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仁、道的具体化，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它既以诚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仁道思想的阐发与衍变
笔者观点认为《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提法是有错误的，我们手头的先秦儒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道心这一范畴。其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儒家的道主体化，容易陷入思维的深泥潭中。道心这一概念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一形而上倾向明显的提法，使得后人在阐发先秦儒者精义时，过于进入到人的精神实在中提出要求，从而陷入纯粹的建构理论的欲望中，玩起了精致的理论游戏，忽略了儒者人生实践的一面。人生实践，恰恰是儒家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差异性。也可以从这一侧面予以阐发。孟子吸收更多的是儒家的成人气质，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涵养浩然之气，使得儒家在精神上树立了道德意义和终极关怀。从此，儒家不用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困惑，因为有了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当作目标。关于此点，程颐说甚是有许多趣味：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而荀子则接受了儒家中人的作为和人格外发的一面，大加推崇。所谓人定胜天，所表达的不光是一个单纯的命题，实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和肯定。人在荀子那里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成为第一信仰。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简直是个人本主义者。
仁的核心是爱人，这似乎成为后儒及其它学派都认可的不刊之至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有学者关注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仁后面的文字，仍然不能算做(视做)下定义，而只能当成先验事实的诠释。我们对它的解读应当是仁者是怎样而非什么是仁。倘若只是爱人，尚不足以彰显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言行准则。于是有孔子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道德评价标准。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这里牵涉到一个实行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注重言论的同时，更关注人生践行。
参考文献：
[1]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
[2]张岱年.中国哲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人为社科之先秦儒者的仁道命题之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