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还是政治 - 范文无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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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贤亮的小说曾经引起了文学界很大的轰动，人们在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引发了争议。

性还是政治?怎样看待这一系列作品的主题?本文从作品的深层结构及时代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思索。

性和政治的暧昧关系，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特殊的创作心理……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了特殊的作品主题——性政治。

关键词：性政治深层结构创作心理

一、前言

张贤亮的一系列小说在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更是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

同时，它们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感情的历程》又称“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是以章永璘这一“右派”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其中包括《初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

张贤亮的小说以其出色的性描写和优美而富有哲理的语言受到了读者的青睐，而且被当时的主流文学认可，公然在市场上大量发行。

作者的创作初衷何在?从这一系列作品的副标题“唯物论者启示录”看，作者的初衷似乎是为了通过主人公章永璘的情感历程生动地展示其由一个困惑的普通小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过程。

这在作者的自序中也可以看出：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

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阿知识分子。

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书。

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身为一个虔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而间接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张贤亮所处的时代背景：八十年代活跃在文坛上并以文革为创作题材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知青作家”与“复出的作家”。

知青作家对文革持否定态度，他们回忆苦难，表现文革对人性的践踏，旨在引起人们的反思，抒发郁结之情。

如刘心武的《班主任》，通过塑造善良乖巧的女孩谢惠敏表现了文革带给青少年的精神内伤。

老鬼的《血色黄昏》记载知青们在内蒙古兵团插队的真实经历，抒发作者对虚掷的青春的叹惋。

古华的《芙蓉镇》描绘了一幅人情世态图，使人们窥见了在那个野蛮的时代里人物命运的浮沉。

“复出的作家”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多地把苦难当成一枚挂在胸前的勋章，而不是疤痕。

在他们眼里，苦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他们的作品中除了对命运的哀叹之外，更多的是对成长的满足。

张贤亮属于“复出的作家”，在他的笔下，生活虽然颇多坎坷，但基调仍积极而乐观。

他进过监狱，进过劳改农场，由一个脑力劳动者沦为体力劳动者。

但他并没有捶胸顿足，更没有失去活下去的信念。

相反，生活磨练了他。

苦难升华了他。

他不仅使自己成为了合格的体力劳动者，还收获了宝贵的爱情。

当时张贤亮的作品一出版立即被抢购一空，青年们像偷食禁果一样津津有味地阅读。

他的那一系列作品到底带给了人们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作品的深层结构。

二、《绿化树》的深层结构——三角恋爱模式

《绿化树》的女主人公马樱花巧妙地与周围的男性保持着暧昧关系，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海喜喜迷恋她，向她献殷勤，还有别的男人给她送粮食，但是她对章永璘情有独钟。

也许这是一种下层女人对知识分子的崇拜。

在马樱花眼里章永璘拥有她所没有的知识。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给章永璘罩上了一层迷人的光环。

海喜喜对马樱花一片痴情，甚至为此曾与章永璘争风吃醋，而章永璘对马樱花并非主动。

“也许是因为我正在那么尴尬、那么困窘、受人捉弄的时候，是她来把我带出铺满干草的单身宿舍，领到她那充溢着温馨的小屋里去的缘故。并且，她又是一个异性，一个如此美丽可爱的女人，因而我离开那铺着干草的尘世，到她灯光明灭的小屋里，更有一种异样的充实，不是无我、无你、无他，而是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具有一种新的特定的意义。”

在艰苦的岁月里，马樱花的小屋无疑成了章永璘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可以暂时忘却别人的奚落，缓解身体的疲倦，心可以吸吸氧，轻松地欣赏她的美丽，这都能带给他全新的感受。

在那个人的尊严被漠视的时代，也许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她的存在吧。

起码她能使他的生活增添几分微妙的光彩。

在那个反智主义盛行的时代，马樱花却能欣赏他的知识和智慧，她可以称做他的红颜知己吧。

海喜喜“啐!啐!”地朝手掌上吐了两口唾沫，操起他自己的铁叉：“熊!我谁也不要，我一个人下!”他像狂人一样飞舞着铁叉，把车装满，扬起鞭杆，一个人赶着车跑了。

马缨花把我的铁叉找来了。

她像授予凯旋的旗帜似的把叉交到“我”手上。

“给!”她又低声地说，“看你，扣子都没了，呆会儿我给你钉上。”“我”低下头，才发现“我”敞着胸露着怀，扣子都被海喜喜拽掉了。

海喜喜由于妒忌马樱花对章永璘的钟情，找机会和“我”发生了正面冲突，而“我”毫不示弱地和他干了起来，因为“我”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懦夫，更不想失去马樱花对“我”的崇拜。

最后，“我”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我”想让大家明白我并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更不是忍气吞声的种儿。

这场冲突的结局是海喜喜没面子地离开，“我”得到了马樱花的抚慰。

也许这次经历让她对“我”另眼相看。

“我”一面吃饭，一面把今天事情的经过告诉她。

“我”知道她顶了门，二十多天来，她还是第一次要把海喜喜关在门外。

但“我”仍然警觉着房门口。

可是直到“我”离开她家，门口也没有响起海喜喜的脚步声。

她毫不在乎门外的动静，说起今天的事，对“我”表现出雌兽护仔的偏袒，毫无道理的溺爱，用粗野的话把海喜喜骂个狗血淋头。

这反倒使“我”不安，觉得不公道。

马缨花为了章永璘不惜对海喜喜翻脸。

其实在马缨花、海喜喜、章永璘之间隐约存在着一种三角关系。

A代表章永璘，B代表海喜喜，C代表马樱花。

在这个模式里A和C是故事的主角，在他们之间展开无数情感的纠葛。

A和B是同一个性别。

B只是配角，他一心喜欢A，A却不为所动。

于是A、B、C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矛盾、冲突。

正是这些矛盾、冲突构成了扣人心弦的情节。

所以，B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是配角但不可忽视。

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深层结构——文人始乱终弃的变体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似乎是章永璘眼中的玩物，她除了满足章永璘的欲之外似乎没有更高层次的意义。

虽然作者一再声称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极左思潮对人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但仍不能否认的是，整个故事的模式是古代文人“始乱终弃”的变体。

“我”好奇地拨开芦苇秆，向排水沟对面偷看。

“我”猛地一惊：“我”看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赤裸裸的女人!她在洗澡。

她也不敢到排水沟中间去，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

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像绷紧的绸缎似地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

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

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这段对黄香久外貌的描写堪称经典。

女性的形体美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这种大胆地对女性赤裸形体进行细致描写的文字，与明朝兰陵笑笑生笔下的《金瓶梅》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管张贤亮的初衷何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成了最大的看点。

章永璘总是以沾沾自喜的欣赏的眼光打量女主人公，甚至有人认为他把女性当成了玩物。

她忘记了自己，“我”也忘记了自己。

开始，“我”的眼睛总不自觉地朝她那个最隐秘的部位看。

但一会儿，那整幅画面上仿佛升华出了一种什么东西打动了“我”。

这里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我”的劳改生活因为见着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一种辛酸的幽默感。

与马缨花一样，黄香久的出现对章永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像在灰心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天边的彩虹。

在那个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章永璘，其价值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而这些美丽的女性的出现在昏暗的时代背景中划出一道道流星般的光，是她们使章永璘的生活有了微妙的色彩。

她们像荒原上的花朵，在章永璘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美化了他的生活。

四、创作初衷与作品实际影响之间的错位及其原因

纵观这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不外乎三角恋爱和始乱终弃的模式，政治似乎是个可以忽略的部分。

其中的政治描写无论对于情节的推动还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作用似乎都很牵强。

作者的初衷和作品的实际效果发生了错位。

这种错位的原因何在?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往往在于它影响力的大小。

而作品获得读者认同的首要标准是其艺术魅力。

读者的眼睛就像筛子，那些符合真实性的东西总会留在他们的视野中，而这恰恰是最珍贵的。

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作如下表述：“他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和诗意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涵，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

”虽然作者声明他的初衷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不可否认，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两性关系仍然是其最大的看点。

作者本来想写政治，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自觉地过滤出了最符合艺术真实性的部分。

饮食男女向来是吸引大众眼球的部分，也最能引起人的共鸣，所以它喧宾夺主，成为作品的价值所在。

《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系列作品其本质是“性+政治”的模式，是“革命+恋爱”模式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响应。

文学不再像十七年时那样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它的地位提高为和政治几乎并驾齐驱的并具有暧昧关系的情人。

十七年时期，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严峻，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

其他的一切都必须让位于政治需要。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文艺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塑造具有模范作用的英雄形象和先进分子。

当时那些作品确实被人们普遍接受。

然而，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经济的逐步发展，国民教育水平逐步提升，大众文化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西方思想的渗透，人们的美学需求逐步多元化，以往的那种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喊口号的作品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于是，艺术标准的地位得到提升。

政治需要借助文学来提升自己的影响，文学家需要借助政治的保护伞来使自己的创作合法化。

于是，双方各取所需，因而产生了“性+政治”这一特殊的产物。

张贤亮的作品之所以脱颖而出，在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与一般的两结合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多地强调了主人公的独特感受，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着笔，保持了与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迥异于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

在张贤亮的一系列作品中，政治与爱情是两条交织在一起的主线。

男主人公往往是在体验爱情的同时渐渐提升了政治觉悟。

怎么看待这两种主题呢?

在《绿化树》中有大段大段《资本论》的引用。

当时许多批评者指出小说“生硬地插入了一大段一大段的对《资本论》的论述，大大败了读者的胃口。

有关《资本论》的引证和论述，在作者的构思中，无论是对他主观意图的表达，对章永磷形象的刻画，还是小说情节结构的组织，都不占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段段枯燥的论述，是作者从主题需要出发人为地添加进去的，在小说中显得相当生硬、勉强”，“显得矫情，给人以生硬、外加的感觉”，“不仅读起来吃力，索然寡味，而且流露出很明显的强迫读者就范的意味”，是“作者为了表现自己的主观意图的硬性凑合”。

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张贤亮不会没有这点起码的常识。

造成这种现象的唯一可能就是：大量的政治描写为其作品披上了一层保护衣，成为其作品得以公开流传的通行证。

“当代文学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所构成——显形文本结构和隐形文本结构。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主流意识形态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和趣味。”这种双重结构的奇特组合是由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

政治上的高压使知识分子们迫不得已采取了这种创作方式。

张贤亮等一带作家刚从文革的噤若寒蝉中解冻，但碍于以往长期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思维惯性，赤裸裸的性描写实在风险性太大，于是不得已采用政治外衣掩饰色情描写的实体，为作品的流传找到了绿灯。

其作品中的政治描写为显形结构，爱情描写为隐形结构。

而正是其爱情描写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性欲的表现达到了很惊人的地步……以中国当代文学而论，这大概是破天荒头一遭。”在解放初期以及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的性自由被严重地束缚着，而极度的禁锢容易导致极度的渴望。

张贤亮的作品一出版，立刻被年轻人抢购一空。

张贤亮曾对香港记者说：“我想通过一个人性的被扭曲，不仅在心理上扭曲，而且在生理上也被扭曲，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告诉世间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存在下去。把这篇小说作为性文学，我自己觉得很冤枉。我觉得它是最严肃的作品。”虽然作者的回答冠冕堂皇，但欲盖弥彰的是，爱情描写，而不是政治教育，是其作品的魅力所在。

也许在作者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潜意识里有了一个使作品合理化的目的，因而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把政治描写杂糅进去，所以面对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指责喊冤。

但在明眼人看来，其本质欲盖弥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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