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领会领导意图]一个好的执行力就是去琢磨领导需求的核心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可能的外延可能。在领导想到的时候，你已经做了，在领导没想到的时候，你已经想到了。 执行力是说有效的利用资源，保质...+阅读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了皇帝，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统治，而是为中国传统社会画了一个句号，使19世纪中叶开始被迫进入近代的中国相对说来抛却了旧传统的束缚，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走，犹豫、彷徨、畏缩不前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复辟、归复旧制的企图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不要说人民不愿放弃共和国的公民地位而去做专制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统治者自身也深感毕竟时代条件不同了，“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而无法再存丝毫复辟之想。如果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必将愈加突出，愈加重要。

不过，辛亥革命毕竟来得过于迅猛，它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从而使革命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法稳住局势，恢复秩序，推动中国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反而因旧辙已坏新轨未立而陷入空前混乱;而且，由于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盛世伟业，既无成功的经验可以凭借，又无失败的教训可以汲取。于是我们便不难看到一个极其可怪的现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愿望每每严重背离。

虽然尚不能说它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丧失了一次重要机会，但毕竟由于其实践的客观效果不佳而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许多隐患，投下了许多阴影。人们有理由怀疑，资产阶级的共和革命是否合乎中国国情，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否有其发展前途，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否必然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凡此种种足以表明，辛亥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仅在于20世纪的早期，实际上关涉到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中国。

我们暂且无意对辛亥革命进行全方位探讨，只愿站在现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何以严重背离，从而或许有助于对上述诸种疑问建立一适当的同情和较为准确的理解。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概念，它不仅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极强烈的阶段性或时代性特征。不过，对一个民族来说，所谓现代化，不外是克服自身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确立一种世界观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从而使自己的发展呈现出与世界同步的现象。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不仅没有阶级的分野，和某一特殊的社会属性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且现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能根据自己的不同国情，确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途径。然而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现代化的要求虽然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它的启动毕竟导源于外来因素，而且过于突然和急剧。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也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化的必然趋势，又实际上扰乱了这种必然趋势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阶段。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开始启动就带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无法建立一种循序渐进的现代化模式。

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超前与失序，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调理，遂使矛盾愈积愈深，终于演化成一个又一个的激进运动，结果便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中国的现代化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后退不能，前进不得，往复循环而不得其要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爆发一方面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久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在客观效果上与革命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发生偏离乃至相反，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从内在必然性一方面说，辛亥革命之发生是中国历史的必备环节。因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实现，虽然并不一定要依附于辛亥革命所要达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但中国的现代化也决不可能建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专制体制上。换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达到的民主政治并不一定是当时中国已具备的东西，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必须发生某些变动和改变，则具有相当必然的意味。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便再也无法停滞在某一凝固状态，而是不停顿地发生着一系列裂变和改革。

至少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间，清政府的统治者们确曾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危机，确曾致力于模仿并采用西方的设备和制度，以便恢复和加强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所谓 “同治中兴”，不仅意味着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有才干的汉人，授之以兵权和事权，取得了镇压太平天国，以及云南、贵州回民起义等各种 “骚乱”，赢得了和平建设的国内环境，而且实际上“中国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即在此时，广东、上海、北京办起外语学校，福州兴建海军造船厂，上海、南京等城开始设机器制造局，并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设置现代海关”。

显而易见，中国如果在这条道路上持续走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基本关系的改变，政治体制的变革也迟早要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的现代化或许能以健康的状况向前稳定发展。经过几十年相对稳定、相对和平的发展，到了19世纪80年代或再迟一些时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不仅再次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而且在世界范围也开始恢复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有的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开始产生，它虽然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等严重的内在缺陷，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力量和进步势力，必将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成长而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推动社会进步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责任。易言之，伴随着他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们决不会安分于传统社会 “士农工商”的末席，而必然要求获得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力，必然要求合乎他们利益的民主政治。

马x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欧洲的感受时说：“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

” 马x忠的这一思想转变过程，实际上是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变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