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写的峄山刻石用的什么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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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写的峄山刻石用的什么文体

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刻石呈竖长方形，水成岩石质，四面刻字。碑高1.9米，宽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侧面刊刻颂扬秦始皇功绩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诏书。小篆体，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国，惟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亲巡远方。登于峄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他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令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该碑刻文今已泐毁37字，尚存185字。左侧面以行书刊刻跋语，记述摹刻经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行郡县，上邹绎山，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原秦峄山篆碑，立于峄山书门。唐《封演闻见记》云：此碑后被北魏太武帝登峄山时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迩，碑虽倒，慕名前来摹拓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仍络绎不绝。当地官民因常疲于奔命送往迎来，便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摹拓。

到了唐代，有人叹惜秦碑被毁，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予枣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句。宋代淳化四年（993年）郑文宝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今存西安碑林），称长安本，其后全国据此翻刻9种之多。今存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峄山刻石》、《邹县志·古迹卷》记载甚详：“宋元佑八年（1093年），邹令张文仲于北海王君向获李斯小篆，刻诸厅峄阴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县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叹是碑残缺，恐致泯绝，乃命工砻石纂刻于其侧。”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在西安碑林里，但与琅邪、泰山相较，仍不免有「优孟衣冠」之诮，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

但秦代的遗本已然很少，即使如此亦不能轻易舍去不用，笔画略细而匀整，且多用圆笔，字体呈方形，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确与琅邪等异趣。

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及相关的历史情况

中国的石刻文字始于何时，有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均为后世伪造。目前可信的只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石刻文字主要有二：一为著名的石鼓文；二为河北平山发现的河光刻石，仅两行19 字。春秋战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莫过于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十个鼓形碣石上的文字，初唐时发现于天兴县（今陕西省宝鸡）三畦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高约90 厘米，直径约60 厘米。其内容描写秦国君的狩猎活动，采用四言诗体，每石一篇，十篇合为一什，与《诗经》中的大小雅相似。它原有700 字以上，由于年代久远，字多残损，存世的宋代拓本最多的尚存491字，今仅存连合文、重文312 字，实存272 字。其制作年代，唐宋时代人认为是周宣王时期，将其书写者归于传说中箱文的创造者太史籀，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为籀文。

南宋郑樵开始推断为战国秦的遗物。后历经许多学者考证，今已公认为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作品，但具体的年代尚有争论，马衡、郭沫若主张为春秋时期，唐兰主张为战国时期。石鼓文的字体与商周的金文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又不同于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秦国的宫书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应该归于大篆一类。石鼓文的形态端庄，笔画均匀凝重，富于内在的力量。字的结构常将右边偏旁靠下，而将左边笔画上提。这种参差之美，正是作者有意在总体的稳重格局中，造成一种打破呆板、平衡的动势，赋予字形一种活力。这一点，很早就被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敏锐地注意到，他在其《书断》中这样评价石鼓文的审美特色：＂乃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

＂石鼓文被发现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和书法界的高度重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石鼓歌》中称颂其书体、笔画、结构之美：＂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张怀瓘从书法源流上推崇它为＂小篆之祖＂、＂楷隶高曾，字书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