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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减缓，多个行业出现“刹车”迹象。除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日本地震海啸对产业链的影响之外，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在于缺乏内生性动力，经济复苏面临“三高两低”的中长期挑战。所谓“三高两低”，即高失业率、房地产止赎数量居高不下、债务高企，与此相伴的是低产能利用率和低速经济复苏。

美国社区中每出现一处止赎房产，就会把社区平均房价拉低约1%，大量以市价八折左右出售的止赎房产将使美国房价未来几年至少还要下降5%。

欧债渐成“慢性病”

过去一年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虽然各方连续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欧元区国家进行了高额救助，但欧债危机并未因此平息。相反，近来随着希腊形势恶化，欧盟在如何对希腊进行第二轮救助的问题上暴露明显分歧，危机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欧洲整体主权债务形势已呈现“慢性病”特征。

希腊7月份面临还债压力，若无外部资金支持将出现倒债风险。7月2日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决定向希腊足额发放第五批120亿欧元原定贷款，而是否启动第二轮救助计划将留到7月11日再次讨论。

目前，德国与法国和欧洲央行各方在私人投资者多大程度上参与救助等具体问题上仍然无法达成一致。分析人士认为，希腊危机更像一场政治危机，欧盟之所以不能快刀斩乱麻、一举解决希腊危机，是因为政治领导人的眼光不够长远。希腊在7月获得第五批贷款，至少9月份前暂无债务违约风险，那么欧盟很可能要推迟到9月份才出台第二轮援助方案。

对于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的难产，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烈?萨皮尔认为，希腊危机并非单纯个案，如何应对希腊危机将影响到爱尔兰和葡萄牙，对其能否按原定计划返回市场融资起到直接作用。因此，救助希腊的方案是一个“先例”，需要考虑周详。

各方争端的背后其实是欧元区国家在解决债务危机过程中的责任分配问题。过去一年多来，欧洲央行一直为希腊等问题国家提供支援扮演重要角色。但一些央行人士认为，这些应急之举已超出央行职责范畴。欧元区政府应该在解决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解决债务难题，而不是把大部分责任都留给欧洲央行。

至于债务危机的前景，萨皮尔说，如果可以把危机控制在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哪怕再加上西班牙也不足为虑。但如果对债务重组处理不当，希腊等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就会演变成整个欧元区金融行业危机。由于欧洲与美国金融行业密切联系，危机将不可避免蔓延到美国，并由此波及世界经济。而对于当前充当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亚洲而言，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仍依赖出口，因此难免在全球性危机中受到冲击。

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困局

去年，新兴经济体还在为高增长欢喜。今年，通胀形势已经让其普遍感到压力。新兴市场的通胀高企，其成因不仅在于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因素，还在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的内生性问题。

5月份中国CPI同比涨幅达5.5%，创下最近34个月来新高。自去年5月以来，中国CPI同比涨幅一直在3%以上，且呈稳步上扬态势。

从成因来看，新兴经济体普遍遭遇通胀压力有其共性。首先是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在复苏势头强劲的同时普遍产生货币超发、经济过热风险。

其次，西方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大量流动性，在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低迷情况下，这些资金纷纷涌入新兴市场寻找机会，推高新兴市场资产泡沫。此外，美元走软导致的大宗商品上半年暴涨，也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尽管从整体来看，新兴市场国家通胀压力比前期有所缓和，但仍处于高位，由于物价工资水平上涨压力明显，加上外部经济环境趋向不利，这些国家的通胀前景仍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