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激励我埋头实干永不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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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农村到部队，从部队到地方一晃30多年过去了，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组研究在机关树我为典型，对年轻人来说感觉可能是一件好事，对一个快50岁又从来不争荣誉地位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办事比较随便，工作上虽然从不马虎，但从没有想过当这当那，所以，平时说话办事随便的很，自己认为不够格。因

此，我再三推让，在领导的说服教育下，自己想也是，我军我党的光荣传统，我们不发扬继承谁发扬继承，我们有义务把我们受教育的过程讲出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把我们的先进性教育搞的更好。（我只同意相互学习交流，不同意报什么先进，有先进还是给年轻人了好。）我自己并不认识我自己，有人说我能，有人说我傻，我是能、是傻，是雷锋、是济公，我把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再说一边，免的有人误会认为咱是瞎编的。

我是1956年12月出生，为了当兵把大队花名册上的年龄由小改大，两年没有走成，又从大改小，我这个人就像我的年龄一样，对了错、错了对，对对错错、错错对对，在党的教育下30年如一日不断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工作工作努力的工作，永不停步向前进。

我是1976年2月当兵，大队和公社干部敲锣打鼓把我送到郊区武装部，郊区和市领导用礼炮开路，群众夹道欢送的形式把我们送上去往云南的火车。到云南的第一个早晨是一场60多年没有见过的大雪，是我们北方的新兵让云南变的更加美丽。

我当兵时带一块115元北京牌手表，300元钱，穿的确良衬衣，尼龙袜子，这些东西当时当6年的老兵有的也没见过，所以，到新兵连排长就把手表给收了，还说部队发什么穿什么，并送我一本《雷锋日记》，这就是到部队的第一堂政治课，从此，雷锋的影子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学着雷锋的做法走上了漫长的人生路。帮战友洗衣服，打扫卫生，种菜，学习，训练，站岗放哨，喂猪做饭，干什么都要干出个样，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干，夜里站岗每人两个小时，遇上个别老兵不愿接岗，自己就再站两个小时，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也不能让部队出什么事情。由于事事都能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完成各项任务出色，受到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当兵不到一年入团，不到两年任副班长，不到三年任班长又入党提干。在党的教育下，在雷锋精神的激励下，使我由一名社会青年成长为一名军队干部，提干两三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穿上皮鞋在去县城的路上，遇到一位老首长，他说你们现在好了，我们那时连布鞋都穿不上，他的话使我半天没有答上话，我低下头看看他仍然穿着部队发的尖口布鞋，接着他又说我们党的干部一不串赌场，二不逛妓院，三不贪钱财；工作上一靠上，二靠下。就这几句话，一个不相识的老干部，为什么要对我说，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心是多强，对国家、对年轻干部的关心永远是我们学习榜样。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时，我负责连队的后勤，也就是连部、炊事班、驾驶班20来个人，13辆车。在部队转移途中遭到敌炮火袭击时，自己首先想到的是指挥车上的战士尽快到安全的地方，等我跑到猫耳洞口时，猫耳洞内早已人满，我只好蹲在门口给他们挡弹片，在正前方60米处有四五发炮弹爆炸，由于树林和车辆的作用，才幸运的活了下来，炮火停时才发现我们车上的卫生员在离我20米的山沟里给炸伤的战友抱扎，其中有两个战友已经牺牲，驾驶班长的车轮胎被炸坏，他用最快的速度换好轮胎，我们想用最快的速度冲出封锁区，车速快的使33公斤的炮弹从车上颠下来，不怕死不等于愿死，我一个比驾驶班长还年轻三四岁的干部又能为他做什么，为了给他一点安慰，我把我的防毒面具给了他，战斗结束后评功时，连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要，后勤上的立功名额全给班长或战士，自己少立一次战功，是一生的遗憾，但战后的战士思想工作就好做了很多。

1979年10月，我被选送到乌鲁木齐陆军学校学习，1981年毕业分配到新疆36173部队代理副连长，后任副指导员、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由于连长家属没有随军，经常探家、接兵、送兵，连队的主要工作就是我和四个排长，在全团连队干部会议上都说现在的兵不好带，我说兵不好带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上任到那个连队当指导员前，团长曾骂那个连队的干部战士是土匪，那是全团最差的连队，我去不到一年就进入先进连队的行列，由于训练、施工等各项任务完成的比较好，在任指导员期间荣立三等功一次。

1988年10月，我带着我军的光荣传统和3000元钱及两口人转业回到平顶山，来到市供销社，在转业安家的过程中，没有花部队和供销社一分钱，连部队的一分钱的纪念品都没要，回来连房上的灯泡、门上的锁都是自己买的，房间里的500多公斤灰砂都是自己清理的。到市社在宣教科负责职工教育，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大胆工作，为全系统职工子女上学就业，上跑省社、省教委，下跑市教委、县社、县教育局、供销学校，为协调问题，自己买东西送礼，在早上7点左右就12全文查看站在人家家门口等，感冒高烧39度，在市社卫生所打一针跑到驻马店，回来再打一针跑到郑州，为调整招生计划当过教委的通信员，把新调整的招生计划骑着自行车在市内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送，有一年在开封招生，为照顾系统内子女，自己进入招点一个星期，在不违犯政策的情况下，系统内最低分录到362分，系统外退掉的有420分，较好的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关系。

为搞好职工培训，与市劳动局联合下发过文件，使我们的职工培训工作，在省社评比中进入前五名，自己曾被授予河南省供销社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汝洲杨庄社教期间，由于村里的电工调整，村领导班子一时没有顾上，造成村里停电10多天，老百姓私下议论说工作队不知管不管电的事，我不是不管，是不敢管，因为，我知道农村的电不好管，我们社教工作就要结束，怕管不到底，最后我看我要不管老百姓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用上电，就和村干部、村民组组长、新老电工等人，一家一家的做工作，抄电表，查线路，终于在我离开杨庄村前把电送上，老百姓笑了，我却成了最后一个离开汝洲的社教队员。由于自己的努力，老百姓曾说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当时，我给他们带去的只是党的政策和党的干部的作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工作队员应该做的，无法和当年的老八路比。

在我市搞“三优杯”期间，我被市财委抽到优质服务组，为迎接省检查团让我协助起草优质服务组的汇报材料，由于时间较紧，向检查团汇报后我市的几个组的汇报材料都需要再加工，才从部队回来时间不是很长的我，对这类材料还是第一次接触，邹积余书记亲自给我讲怎么怎么写，会议结束我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1点左右，在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吸了70多只烟，爱人和女儿没敢说一句话，给他们呛成什么样可想而知，我就是这样在早上8点以前把汇报材料及时送到财委打印，较好的完成了在财委这一段时间的各项工作任务，受到市财委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在大办实体的过程中，我们宣教科和组织人事科是一无业务人员，二无钱，三不知道从何下手。办营业执照的事就由我跑，由于想办国营性质的，资金又不到位，计委不批，跑的大家都失去了信心，都说办个集体的算了，可我想出去做生意，拿个国营的营业执照可能会好一些，我自己跑的次数我自己也记不清，最后我自己可能一共花了300多块钱，还是办了一个国营的营业执照。我为单位办事的认真态度，用在家里一半我们家也不会对我有意见。

在“三讲”期间，第

一、二批我是市里的督查组成员，因市社是第三批，就把我留在市社负责市社的“三讲”材料，在自己的努力下，市社在“三讲”期间的上报材料基本没有退回过。因当时正是伏天，蚊子把脚面咬的没办法，就用肥皂在脚面上擦，用自来水冲，两三次用一合清凉油，三个月下来瘦了五公斤多。

在组织科工作期间，我即是组织员，又是通信员，即负责组织工作，又负责监察工作，上对市纪委、市监察局、组织部、劳动人事局、市直工委，虽然大部分工作都是其他同志干的，由于当时在组织人事科和纪委就我还是最年轻的，又一人兼三职（组织工作、监察工作、党委工作），跑腿的事肯定我是最多，虽然有时接受任务也有不愉快的时候，但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没有说过不字，这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的结果，军人在部队里能说不字那就不是合格的军人。

在处理20多年的老上访户刘丙申的问题上，为给他儿子招工，我托人花钱不说，事情给他办完后，他照样上访，2002年还是在市委刘柱秘书长亲自指导做工作，在市社领导和果品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十次的耐心说服教育和协调，才于2002年10月23日达成不再上访的协议，刘丙申在材料上是这样写的，“保证今后不再因为以前上访过的问题再次上访”。虽然事情解决后时间不长他突然发病去世，如果他的问题不解决，他有可能死在市委门前，那花钱多少不说，影响可就大了。

我这个人是个人的名誉可以不争，单位的名誉是能争就争。大家可能还记得太阳城那个模型，那几年正月十五市里搞灯展，看着人家的灯展，心理不是个滋味，总想自己做一个，让市里的人都知道市社的存在，买两个小灯也好几百元，给领导汇报后说需多少钱，我说1000元左右，说着容易做着难，一个春节的假期，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总算做成了也拿得出来，总共花1200元左右，用了两三年，它的价值有多大，就工钱1000元也没有人去做。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得想干点事情，大事干不了，小事又不做，每个月拿工资时也觉得脸红。现在机关人少了，原来人多，也有时间，像走廊卫生，打扫厕所等，那用科室轮着打扫，我记得那都是抢着打扫，那时我住在楼下，厕所我一个人打扫了一两年，最后办公室不忍心再让我打扫下去，就开始轮换打扫，厕所门前科室打扫厕所轮换的转动指示牌还是我亲自做的。大家可能记得我说的这么一句话，跑到文化宫是锻炼身体，拖地打扫卫生也是锻炼身体，还能给大家创造一个好的办公环境。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干起来就不怕别人说什么，干的时间短了会有人说你想得到什么，干的时间长了就没有人说什么了。如果什么事情都有人抢着干，什么事情都能认真的干，什么事情都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供销社就不会有那么多下岗职工了。

在市社家属楼分房的问题上，前后拖了两三年，也没有听说哪一个分房方案大家满意，怕只有神仙才能拿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分房方案，只有神仙才能把房分公平，只有傻瓜才敢分。一个单位20多年盖一栋家属楼，在哪个单位也不好分，可两任领导班子都让我参与分房，我们在分房上虽然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可以说，做的工作量是全国少有的，为一个人的调查表要跑三四次，有的要找到局里一把手才能办成，工作量有多大，仅对现有住房的调查就有110多人次，其它工作就不用细说了，当时我想过住院，想过请假，想过我拿出5000元、1万元，只要有人接这项工作我就给他，工作的难度受的罪就是在部队的10多年也没有过。

在职务提升问题上，从部队到地方只有由科员提升为副科时问过领导，那是因为当时党委研究在前，后因科室设置的问题没有及时任命，才随便问一下主管领导，在其它有关职务提升问题上，可以大胆的说从没有过问过，自己就不知道，组织就研究过了，更不存在请客送礼等做法。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价，站在个人的角度，我不但傻，而且傻的可怜。但要站在单位的角度，我是干学学干就两个字，没有雷锋的学习精神，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30多年如一日，学习工作每天平均都在10个小时以上，30多年没有和家人一起好好的过一个完整的春节，从当兵走再也没有见过父亲，清明节没有扫过一次墓，30年能看见母亲的时间不超过30个小时。2004年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我来说是最忙的一年，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为解决棉麻公司下岗职工上访和选配领导班子的问题，按照市社党组的要求，我带着工作组，乘公交车一跑就是一两个月，广泛的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人选上没有半点私心杂念，较好的解决了职工上访和领导班子选配的问题，同时在网上看到有不少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信息，作为一名老党员，知觉告诉自己，全国性的先进性教育就要展开，为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自己从2004年10份开始，早上6点左右就上班，晚上加班到10点左右，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学习先进性教育试点单位的经验，并在网站上建立先进性教育专栏，收集宣传先进性教育材料，为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做准备，由于准备工作充分，仅自己起草、自己打印的公文材料就有3万多字，加上自己网上整理的学习心得、日记等理论文章，自己大约起草了6万多字的文字材料，2004年平均每天学习工作15个小时左右。

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在市社先进性教育办公室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的扎实有效。

为了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我农历12月28日和仵书记还在给市先进性教育办公室报材料，30日晚上我值班也没有忘记节后的先进性教育工作，起草打印了学习阶段的具体日程安排表，初一到初五我本来应该回去看看我70多岁的母亲，一年都没有回去了，可我心里只要还有工作，只要有工作我就停不下来，就没心思干其它任何事情，我利用春节放假进一步学习先进性教育的有关文章，调整网站内容，加大先进性教育的宣传力度，在节日期间网站最大访问量达到300多人次，一个免费的小站、新站，能有如此效果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在工作上我能干的就不愿推给别人，我知道年轻人比我们强的多，我们应该让他们撑起供销社这片蓝天，像“三讲”和这次先进性教育这么大的活动，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无私奉献精神，没有一点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一两个人很难撑下来。我是在想一个人苦一点，能让大家按时上下班，少加班，人人都高兴，家家都和睦，也不旺我们走到一起共事一场。可能有人说你有所图，我图什么？在副县级干部的考核推荐前，外单位就有人问我，说“听老干部说你要提副县了”，我说没想过，在副县级干部的考核推荐中，据说我是三个人选中的一个，我不但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此事，并且在领导面前堵的很死，我给领导说“我没有想过此事，不要考虑我。”我只希望能把下岗职工的数量降到最低点，把我们供销社的各项工作搞的更好。我很爱我们的国家，很爱我们的党，我不愿听到有人说我们的国家，说我们的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但我没有能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搞好各项工作，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想的，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高调，如果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去努力再努力的工作，我们只有等着亡党亡国，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亡党亡国，光不愿看到亡党亡国有什么作用，我们必须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站起来的人多了，我们的党和国家的事情都有人管有人干，就不存在亡党亡国这么一说，我们国家也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12全文查看我从农村到部队，从部队到地方一晃30多年过去了，在这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组研究在机关树我为典型，对年轻人来说感觉可能是一件好事，对一个快50岁又从来不争荣誉地位的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人说话办事比较随便，工作上虽然从不马虎，但从没有想过当这当那，所以，平时说话办事随便的很，自己认为不够格。因

1988年10月，我带着我军的光荣传统和3000元钱及两口人转业回到平顶山，来到市供销社，在转业安家的过程中，没有花部队和供销社一分钱，连部队的一分钱的纪念品都没要，回来连房上的灯泡、门上的锁都是自己买的，房间里的500多公斤灰砂都是自己清理的。到市社在宣教科负责职工教育，在老同志们的帮助下，大胆工作，为全系统职工子女上学就业，上跑省社、省教委，下跑市教委、县社、县教育局、供销学校，为协调问题，自己买东西送礼，在早上7点左右就[]站在人家家门口等，感冒高烧39度，在市社卫生所打一针跑到驻马店，回来再打一针跑到郑州，为调整招生计划当过教委的通信员，把新调整的招生计划骑着自行车在市内一所学校一所学校的送，有一年在开封招生，为照顾系统内子女，自己进入招点一个星期，在不违犯政策的情况下，系统内最低分录到362分，系统外退掉的有420分，较好的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关系。

在“三讲”期间，第

在市社家属楼分房的问题上，前后拖了两三年，也没有听说哪一个分房方案大家满意，怕只有神仙才能拿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分房方案，只有神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