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庆新中国60周年征文]红土赞歌 小井沉思 两层小木楼静静地屹立在山的深处，没有言语，只有一块高耸的碑石拴系人们瞻仰的视线，在山间伴着水流应和无言的歌。 踏上这块土地，每个人的心都是沉沉的。亲吻...+阅读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鹤桥
今年是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地到达陕甘根据地六十周年的日子。这是非常重要、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件大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当时，我是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的一名政工干部，在1935年秋到1936年秋的一年时间内，我在陕甘宁地区亲自参加了红军的三次大会师，这是我参加红军后在几年的艰苦斗争中，最光荣、最幸福、最高兴、最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红军在陕甘宁三次大会师，人数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如第一次，我是以红二十五军一名战士的身分，参加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会师；而第二次会师则是红十五军团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主力的大会师；第三次是毛主席、彭德怀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西征甘肃、宁夏时，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中部和宁夏南部同
二、四两个方面军的大会合。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三次会师的经过和对当时革命形势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第一次会师
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在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同志率领下离开老苏区，到新区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留下高敬亭等同志和一部分武装，在老苏区坚持革命斗争，后来他们编为红二十八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在11月16日从罗山县出发，通过平汉路，经过桐柏山进入湖北的枣阳以西，然后又向北转入豫西之伏牛山区，沿途打败了敌军步骑兵的堵截，于12月8日和10日在消灭和击溃了堵截和追击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后，经卢氏进到陕南。12月10日省委开会决定，就在鄂豫陕三省边界这一战略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省委改名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经过8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英勇战斗，我军打垮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消灭敌军三个旅和一部分地方反动武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先后派出郑位
三、郭述申、陈先瑞等同志到地方工作，在十几个县内发动群众，开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一部分县区人民政权，扩大了地方武装。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主力从陕南打出终南山，进入关中平原，威逼西安。就在这时，从上海来的党的交通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会合于川西地区，有北上甘陕地区的可能。省委当即开会决定留下郑位
三、陈先瑞等同志在鄂豫陕边区继续坚持斗争，保卫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主力则立即向西进入甘肃地区，了解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便于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八月，红二十五军经陕西留坝、凤县进入甘肃，包围天水，过了渭河，连占两当、秦安、隆德三城，在平凉一带切断西兰公路。从俘虏的敌军军官口供中得知，国民党加紧调动军队到陕甘是为了阻拦红军从四川北上。我军继续沿西兰公路行动，为的是了解主力北上的消息，同时也是箝制已进到甘肃企图阻拦红军主力北上的敌军。8月21日我军在泾川县行动时，在大雨中与敌军三十五师一个团遭遇，因大雨和河水阻隔，部队不能迅速集中对敌。军政委吴焕先亲自率领军部少数直属部队与敌人拼杀，在部队赶到后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但是红二十五军优秀的领导者、军政委并代理省委书记的吴焕先同志却壮烈牺牲了，这是我军一个很大的损失。由于我军在切断西兰公路后半个月的行动中，尚未打听到红军主力北上的消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应经合水县向东先进入陕甘苏区去会合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军，以增强红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为迎接中央红军进到陕甘创造更好的条件。9月上旬，我军在合水板桥镇击溃敌骑兵的追击后，9月7日我军到达合水县之豹子川（苏区附近），省委开会决定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并代理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5月在陕南病逝）、徐海东任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经过动员教育后，9日经保安县进入陕甘苏区，当即受到苏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亲切的慰问。9月15日，红二十五军（3400人）进到苏区中心延川永坪镇。16日，刘志丹同志从前线率领红二十
六、二十七军回到永坪镇，三个军的兄弟部队胜利地会师了。9月17日，在陕甘苏区的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党的领导、统一指挥红军作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把红二十
五、二十
六、二十七三个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并决定全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准备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了庆祝红军会合的军民联欢大会。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朱理治、聂洪钧等同志都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庆祝红军会师，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而奋斗。
庆祝会师大会后，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红军三个军依次改编为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由于敌人在7月已开始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军团首长决定红军改编就绪后，立即开赴苏区南线延安地区去消灭敌人。这时全军团同志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庆祝会师的胜利后，争取打几个大胜仗，扩大苏区，壮大红军，配合和迎接中央主力红军北上。在徐海东、刘志丹等指挥下，军团决定以“围城打援”战法，消灭进入延安甘泉之敌。9月28日，红八十一师（原红二十七军）包围甘泉县城，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在延安以南30公里的劳山埋伏，10月1日，驻延安之敌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由延安向南开进，企图解甘泉之围，当日下午即被我埋伏在劳山地区的红军主力包围，激战五个小时后，敌师部和两个团完全被我歼灭，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以下千余人，俘敌3700余人。红军乘胜进攻甘泉之榆林桥，消灭敌军一个加强团，俘虏团长高福源以下1700余人。两次作战获捷缴获了大批枪炮，敌之对苏区南线的进攻便宣告失败。这一次我军取得消灭敌军一个师零一个团的大胜利，为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在陕甘的红军大会师
10月19日这一天，红十五军团还在甘泉作战的时候，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甘边区的吴起镇，很快就传来这个天大的喜讯，中央派人送来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将给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同时送来的还有一份《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的布告》。当时，我是军团政治部的文印科长，首长们要我们连夜把这两个文件赶印出来，分发到部队和地方去。这时大家都知道了不仅是中央红军来了，毛主席党中央也来到了陕甘根据地。十五军团同志们高声的喊着：“毛主席来了！党中央来了！中央红军来了！”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喜讯呀！
毛主席10月19日率领陕甘支队进到吴起镇后，22日中央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的大革命。11月初，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恢复番号后的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西北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委任彭德怀为方面军司令员，毛主席兼任政委。同#from 本文来自九象.9xwang.，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时任命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首长。这个消息一传开，十五军团同志们听了是多么高兴啊！我们红二十五军几年来都处在孤军奋战的环境中，如今同中央红军的主力一军团会合到一起，我们军团也编入到一方面军的建制，这是很大的光荣。
毛主席和西北军委根据当时的敌情，决定红一方面军一面准备庆祝会师，同时要积极做好作战准备，要在严冬到来之前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准备在直罗镇地区消灭从西线、南线进攻苏区的敌人。
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对进攻富县直罗镇之敌发起突然的攻击，在我军连续四天的突然进攻和猛烈追击中，消灭了敌军一〇九师全部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取得了又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11月30日，党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红军大会师和直罗镇的胜利。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胜利做了总结。报告指出我们胜利的原因：“
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二、战略与战役的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三、战斗准备的充分；
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还指出了直罗镇胜利后的任务，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工作任务的中心一环。这次会师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恢复了一方面军的番号，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建制，红军在陕甘苏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了。由于中央指示在苏区要猛烈的扩大红军，同时争取了一部分俘虏兵参加红军，到12月下旬就编成了红二十八军，军委任命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1936年1月又组建了红二十九军，任命萧劲光为军长、朱理治为政委。2月，成立了红三十军，阎红彦为军长、蔡树藩为政委。在7月间，蒋介石为了消灭陕甘红军，开始部署第三次“围剿”，调集东北军、晋绥军以及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共13个师和五个旅，对陕甘边区进行四面进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9月26日，蒋介石还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加快“围剿”陕甘宁苏区的步伐。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对蒋介石的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会师才一个月，毛主席亲自指挥一方面军就在直罗镇取得很大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并扩大了陕甘苏区，一方面对蒋介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这次会师和反“围剿”的胜利，是西北革命大发展的号炮，为把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对于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因此这次胜利具有特别伟大的意义。
三、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仅是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大会师，最重要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甘抗日前线，党中央有了落脚点，更有利于领导全国革命和发动全国抗日。党中央10月中旬到达陕甘苏区后，就连续派人前往北平和上海等地，建立和恢复各地党的组织，领导各地群众抗日运动。北平地下党组织很快就领导和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爱国人士都起来参加斗争了。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指导全国各方面的斗争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对于争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爱国力量，对于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党中央到了陕甘根据地，还挽救了当时陕甘边区内部的政治危机。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的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二十
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后，又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935年9月至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红军第三次在陕甘宁大会师
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目的是为了北上直接抗日，对于要阻拦红军抗日的蒋、阎敌军，要给予坚决打击。东征中红军在军事、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以红军的实际行动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更深入更广泛的宣传到了全国，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在红军东征时，由于接受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开始和红军建立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的政治关系。
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后，为了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毛主席又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方面军出师西征，向甘宁两省前进。一方面，要解放宁夏和陇东的人民，扩大陕甘宁苏区，用党的路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宁夏回族人民；同时要打击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全力迎接北上抗日的
二、四方面军。
红军西征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占领甘宁两省数百里地区，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美国记者斯诺也从白区进到苏区，8月间他还到正在西征前线的红军两个军团中进行了参观访问），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恐慌。红
二、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引导下，克服一切困难，英勇地向甘肃南部进军。毛主席指示我们一方面军挥师南下，占领西兰公路会宁一带地区，迎接
二、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上旬，我一军团、十五军团先头部队在会宁地区与
二、四方面军胜利地实现了大会师，不久我们军团机关干部在宁夏看到了
二、四方面军的部队。我们早就在方面军首长和总政治部指示下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欢迎和慰劳
二、四方面军。10月下旬的一天，在宁夏的同心城，我们十五军团直属队开会欢迎红军总部，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致词，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和红军总部人员，朱总司令和张国焘都讲了话。这次我又以一方面军的一名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我和大家都十分兴奋。
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的胜利，使蒋介石更加惊慌不安，他到处调兵遣将，加紧部署进攻苏区红军。中央军委为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对蒋军作战，于10月下旬，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兼政委，集中红军兵力打击向宁夏我区进攻的蒋胡匪军。11月21日在环县之山城堡一战，消灭了胡宗南匪军一个多旅，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实际上被停止。这是三军大会师胜利的直接结果。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12月7日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委员23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等七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红军主力大会师和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大大提高了他们抗日的信心，山城堡战役后的第21天，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在这个时候发生，也可以说明红军三方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和红军山城堡大捷在军事上、政治上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以上是我荣幸参加红军三次大会师的回忆。红军在西北三次大会师正处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进入抗日救国新阶段的准备时期，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