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以华制华政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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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规定“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不要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必要时可发动速战速决的奇袭战，但以返回原驻地，不扩大占领区为原则。”[9]从而把矛头指向中共，对各抗日根据地陆续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及“治安强化运动”等。这反映了，一方面日军对中共的发展忧心如焚，另一方面为了放手南进，急谋恐固侵华既得利益。在满洲有剿共经验的冈村宁次恰巧就在这个时候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不是偶然的。冈村宁次到任之后，在华北积极策划剿共，“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 ”[10] 日军在华北对付抗日游击队的具体方法有“保甲法”、“连坐法”、用当地人组成各类自卫团及对抗日游击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控制城市及交通线而形成包围圈，围剿抗日力量等。据当时华北日军第一一零师团步兵第一百三十九联队长长岭喜一大佐于1941年11月28日的指示在论及对中共的经济封锁时称：“蒋介石在江西对共产地区所施行的经济封锁，就是利用保甲制度才完成的。这是值得深思的。”[11]此前的1939年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领导人聂荣臻亦已经指出：“敌人采取了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敌人研究过去红军内战时两方的经验和我们的游击战术，开始采取分散配备，扼守要点，加强公路联络与奇袭急袭的办法，并加强特务工作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斗争，以破坏我军队、政权及群众工作。。。。。。”[12] 侵华日军的这一套其实满清的乡团早已经用滥了，例如曾国藩在平捻时，声称要“查办民圩、以清其源”[13]采取查圩法，保甲连坐，并以当地豪强担任圩长，组织民团把守。大力加修圩寨，当捻军来到时，将所有人丁、牲畜、粮草等集中入圩寨内，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人员及粮食的补充。此外，曾国藩亦采用“聚兵河防”的办法来对付捻军。[14]以淮河、黄河、运河等大河及其支流作为防线，挖深河床，在河岸上构筑长墙与壁垒，分段驻军等办法来围剿捻军。曾国藩的河防计划在摧毁捻军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类似的河防计划日军在围剿抗日游击队时也一样使用着，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注意到用打通水路的办法来进行“肃正讨伐”。河北省河流众多，日军利用河流“在水路沿线各点经常保持足够的兵力，并准备部分水上游动兵力”[15]与陆路据点相结合，分割、封锁中共冀中、冀南、鲁西根据地。到了1942年夏季，日军的水路封锁线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华北方面军直接进行指导封锁线，其情况如下：

（一）对太行山脉内共军根据地及黄河、新黄河、涡河右岸的外围之敌的封锁线，除河南省豫西地区的一部分外，大体都有已完成。

（二）略。

（三）在河防封锁地带，按一定间隔构筑坚固的碉堡，特别是在河南省平原地带，碉堡直接配置在河岸上，修筑工程已完成一半。” 日军独立混成第七旅团的小川部队在1942的冀中作战时（中共称“五一大扫荡”）曾经“在小范镇附近的滏阳河上筑起了一道拦河坝，截满河水构成障碍地带，同时利用其一部分，把献县、小范镇间的滏阳河做为拦截线，以防敌人东逃。 ”[16]方面军司令官亦采取了配合的措施：“一，派一部分兵力增援小川部队，收缩其作战地区的范围，扼守滹沱河及小范镇以北滏阳河的主要渡口，并搜索企图逃跑的敌军予以歼灭。二，调动山崎部队，速到束鹿集结，清晨开始行动，控制小范镇、衡水间滏阳河一线地带。。。。。。。”[17]这是日军在具体行动中有计划地利用河防的一个例子。日本还利用隔断壕、碉堡来对付共军。例如冀中地区日军第一一零师团到1942年2月未就修筑了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3,9000公里，碉堡工事约1,300座，”“沿京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由石墙和碉堡构成，石墙高2米，底厚约1米）”[18]到1942年底，日军挖掘的封锁沟（深、宽约十公尺），长达25000公里，为我国古长城的六倍。 ”“总共构筑碉堡15万多个。”[19]反观蒋介石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在江西只不过“共筑碉堡四千多座”而已[20]，可见日军疯狂到了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