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工商业为什么会高水平停滞

[如何提升县级供电企业营销精益化管理水平]本文论述了如何面对新形势，确保供电企业营销系统稳健发展。关键词：供电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措施Abstract: promoting the lean management of county-level power supply enterp...+阅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早在十世纪的宋代，GDP总量就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国仍然保持着经济规模第一的地位，拥有最高的粮食产量，棉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是英国的6倍。然而，无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之后，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

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是一位注重实证和量化数据的历史学家，1940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随家在中国各地流浪，目睹农村之真实景象，后来撰写《汉代农业》一书。他观察到：“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 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如水排（水力鼓风机，约早欧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

在工商方面，改变也许比农业要多很多，不过在一些关键产业，进步仍然是让人汗颜的。以农耕及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产业铸铜冶铁业为例，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三百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75公斤的巨型铜鼎，从日后出土的汉代冶铁作坊看，其规模已可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几乎没有扩大。

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而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两千多年来，中国家庭的用铁量没有增加。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据台湾学者赵冈的研究，中国在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让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自《史记》之后，正史之中几乎没有完整记录。甚至连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病诟，东汉班固就认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 以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宋代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无几，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在清代，山西商帮控制了中国的盐业、边贸和金融业，其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商人阶层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

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1955年，国学家钱穆在他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专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钱穆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他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若在今日，有人专讲《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其“总论”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集权”与“抑商”。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

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历代创新，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四个基础性制度，它们共同构成了支撑起集权政体“大厦”的四根“支柱”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实在是大一统制度的“故乡”。在上述四大基础性制度中，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