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传承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历来的观点]展开全部1.中国古代文学鉴赏的审美批评标准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普遍看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互补系统，以味为美、以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构成了中国古代美...+阅读

论述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传承

唐代诗歌集群式创作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由于周民歌，尤其是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哺育，汉末建安时期，文人们开始写出一些现实主*义的诗歌，如辛延年的《羽林郎》、曹操的《薤露行》，以及王粲、陈琳、曹植、蔡琰等人的一些作品。但他们都未能充分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建安后，现实主义更逐渐转入低潮，晋宋之间，“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梁陈以后，宫体猖獗，更脱离现实。至初唐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齐梁的“采丽竞繁”，现实主义诗歌才略见起色。陈子昂在文学上表现出极强的革新精神。他以对建安风骨所作的理论概括标举自己的美学理想，以齐梁诗歌所作的艺术批判提出了诗风革新的主张，强调诗歌的“风骨”、“兴寄”。所谓兴寄，是通过对事务的歌咏来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意见；而风骨，则是将明朗的思想感情透过质朴有力的语言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爽朗刚健的风格。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完全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坚持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在诗歌中着力摒弃华丽辞藻和对偶形式，注重反映丰富深刻的现实生活，抒发激越昂扬的思想感情，创造出雄健质朴的艺术风格。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其基本内容，就是带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充满进取精神的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杜甫、韩愈的这些颂扬之词，均高度肯定他在唐诗发展中的创建之功。到了盛唐后期，杜甫是那个大乱年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紧贴时代的脉搏，直面酷的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面貌，呕心沥血地抒写自己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用如椽巨笔谱写出时代的宏伟篇章。

在诗歌艺术上，他坚持转益多师，奋力开拓。在创作中以集前人之大成的卓越成就，为后世诗歌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杜甫诗歌现存一千四百多首，这些诗歌扎根于盛唐时代肥沃深厚的土地上，挺立在“安史之乱”狂暴的风雨中，是艺术而真实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而骤衰、由大治而遽乱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种种社会景象的一部伟大“诗史”。在其卓绝千古的“三吏”“三别”中，杜甫更以忧国忧民的复杂心情，以“诗史”特有的“实录”的笔墨，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状况：曾遭叛军摧残的人民，又经受着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人民不满官府的凶残，却又忍受着痛苦承担起杀敌卫国的责任。

在关注国计民生、反映国难民怨的过程中，杜甫还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过，因而他的诗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抨击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揭露他们的荒淫腐朽，讽刺他们的昏庸无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杜诗最广泛地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遭遇，最真实地表现他们的痛苦和不满，最大胆地传达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充分地表达了诗人对他们的关爱和同情。《兵车行》一诗将人民承受的兵役之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耳闻目睹这种深重的灾难，作者努力地写作诗歌反映人民的生活愿望，不断地在诗中呼喊出人民的心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乐府叙事诗中，杜甫没有遵循建安以来沿袭乐府古题的老路，而是本着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自创新题，这为后代诗人指出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为了全面地反映现实，杜甫利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仅以七律而论，杜甫之前，大都是用来歌功颂德或唱和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成了讽刺的武器。②“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发生显著的转变。由于白居易等人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乐府诗自觉弘扬风雅比兴传统，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发挥政治讽喻诗功能，因而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而白居易则是这一运动最杰出的代表。

白居易主张诗歌要积极主动干预社会现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特别强调，诗歌在表现内容上要热忱关心民生疾苦，如实反映政治弊端。“是时病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其二）“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这样使诗歌切实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根据这一原则，他特别注重诗歌“风雅比兴”的艺术传统，明确否定六朝以来“嘲风雪、卖花草而已”的诗歌创作倾向。

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萌芽和发展概况对后世的影响

把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萌芽、形成、成熟三个阶段，那末可以说，从《诗经》时代起，已有现实主义的萌芽。这主要可从三方面来看：其一，此时文学创作已经属于自觉的社会意识活动，即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二、三百另五篇仅是当时全部诗歌创作的极小部分，还有更多的民歌是落选的或失传的，这说明当时文学创作活动已相当频繁；这是从数量上说的。从质量上说，仅按这选载的三百另五篇，有半数以上可列为佳作。这一百多篇中，多数的不仅真实而形象地反映现实，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本质特征和典型事物；这一点是衡量它们有无现实主义因素的主要标准。其三、此时已开始有朴素的文学理论，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虽然他的理论是从儒家的功利观点出发的，但能认识到诗歌的社会作用，总结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推动和指导创作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

现实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命运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了文学杂志《无轨列车》，戴望舒、施蜇存等在这杂志上发表形式自由、以意象表现为主的现代派诗歌，该刊仅出版四个月即被查封。施蜇存、戴望舒、刘呐鸥又在1929年9月创办文学月刊《新文艺》，继续发表以意象表现为抒情手段的诗歌，但《新文艺》问世数月后也被查封。1932年5月，上海现代书局邀请施蜇存主编新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一部分诗人在该刊发表创作，时人称之为“现代派”。施蜇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这段话被人们视为现代派诗的定义。1934年l0月，卞之琳在北平主编《水星》，与《现代》遥相呼应，共同推动这股新思潮发展。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新诗》，邀请卜之琳、冯至、孙大雨、梁宗岱参与编务，进一步发展现代诗派。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也弥漫象征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是《现代》、《新诗》。

因此，所谓的“现代派”，大体上是对30年代到抗战前夕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青诗人的统称。

193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现代诗派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全国各地诗风颇盛。这一时期的现代诗派又分主情和主知两大分支。

主情分支以戴望舒为代表。戴望舒起步诗坛就受李金发诗的影响，一开始创作就呈现出向内心开掘的思维定势。他的早期诗作《凝泪出门》、《自家伤感》、《流浪人的夜歌》都有一个孤独凄苦的“我”的形象，抒发的是个人烦愁哀怨的情绪，消沉伤感的格调与黯淡的色彩构成戴望舒早期创作的基调与底色。主情的现代派诗人还有于赓虞和邵洵美。于赓虞个人生活坎坷，年青丧妻，家乡义遭受战乱，被迫浪迹异乡，他有《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等多种诗集，常用荒冢、骷髅作题材，有波特莱尔气息，人称“悲哀诗人”。邵洵美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他心目中的世界是女人和情爱，鲜花和美梦，天堂和神仙，人称“肉感诗人”。

主知现代派诗人以卞之琳为代表。感情冷静，对宇宙人生的奥妙哲理进行探测和暗示，而暗示的哲理往往涂抹着玄学的色彩。属于这一分支的有废名、曹葆华、梁宗岱等。废名的诗带有禅家和道人的风味；曹葆华的诗阴冷古怪；梁宗岱的诗凄清幽婉。他们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探求着生命的价值，苦心孤诣地编织着诗的花环。

1935年2月，施蜇存等人“已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同时在像中国绝大多数尚待启蒙的国度里，晦涩哀怨的现代派作品，也难以占领广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加之其他原因，施蜇存、杜衡辞去《现代》的编务，施蜇存回归到现实土义创作老路上去，杜衡则与杨屯人、韩侍桁等人创办“第三种人”刊物《星火》，现代派诗已露出颓势的端倪。抗战爆发后，一些运用现代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即使主观上追求超现实的意念和幻觉，但充塞耳目的却是背井离乡，滴血洒泪的严峻现实。摒弃理性，崇尚绝对主观的思维模式和它特有的对高度物质文明的悲观绝望情绪，与中国工农大众生存、求解放的战斗心理几乎是绝缘的。于是现代诗派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诗人改换门庭，把自己的创作融入现实主义大潮。现代派的先行者戴望舒走出了“寂寞又悠长的雨巷”，投身到生与死搏斗的现实生活中去，以至在抗日战争中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著名的现实主义爱国诗篇；与西方现实主义“—见如故”的卞之琳摆脱早期“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开始完成“由内向外”的转变；曾沉醉于“飘忽的云”的何其芳则直言不讳地宣告：“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现代诗派，由鼎盛走向了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