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一参考题目1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过去，我国理论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比较注重国家的阶级属性，把揭示国家的阶级属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而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由于这...+阅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一参考题目1唯物辩证法与系统论原理的关系

第一，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来源。系统论的产生，是现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管理和科学方法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需要的直接刺激密切相关。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起早于现代系统论的产生长达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化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结果，也是欧洲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第二，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科学”，它把研究对象看作系统加以考察，揭示了有组织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

科学技术史表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与人类认识事物的水平分不开的。然而，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系统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它以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过程和规律为对象，揭示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普遍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系统论研究的有组织复杂系统领域，还适用干传统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有组织简单系统领域，统计力学、分子物理学和概率论所研究的无组织简单系统领域，以及目前尚未形成独立科学门类的无组织复杂系统领域。显而易见，系统论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业题目一参考题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内在一致性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投入到某商品生产中的全部生产企业劳动时间的加权平均值。作为“加权平均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含义一“平均数”的角度来讲，其数值来源于某行业不同劳动生产率、生产规模的加权平均，它形成了该行某个商品的价值。从含义二 “总产品”的角度来讲，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值来源于该商品的生产总量。前者形成某商品的单位价值，后者则构成该商品的社会总价值，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积累；二者实际上是统一的。含义一：从商品价值规律角度第一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劳动时间。

单个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这个规定也是价值规律的基本规定性。价值规律从它的基本点来说，就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例如，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时间是16小时，劳动者（包括他的家庭）的生理活动耗费的使用价值是小麦6公斤，生产这6公斤小麦的劳动时间是8小时，则以6公斤小麦为界限的劳动时间8小时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一种含义。在这个例子中，就是1.33小时/公斤小麦。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的形成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人的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的劳动时间。含义二：从社会价值结构宏观角度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是指，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为适合社会对某种使用价值一定量的需要。

按比例应当投入的劳动时间我们可以称为部门产品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不仅要求在单个商品的生产上只应使用社会平均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某种产品部门总量上也只应当按比例地投入必要的劳动时间。前者从微观的角度促进企业尽量降低个别劳动耗费，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后者从宏观角度促进各产品部门按比例生产，使各部门投入的劳动耗费总量与社会按比例应当投入的必要劳动量相一致，使各产业部门都能协调、健康发展，以获得全社会最大的经济效益。不但企业的个别劳动耗费超过社会平均标准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会造成劳动的浪费损失，而且，如果某个部门产品总量投入的劳动耗费超过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规定，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第二种含义以一个工作日中劳动者生产的使用价值为界限的劳动时间。

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工作日中劳动者生产的（而不是耗费的）使用价值。例如，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时间是16小时，劳动者生产了12公斤小麦，那么，这16小时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还是1.33小时/公斤小麦。角度不同，本质相同从马克思需要理论论证含义一与含义二之间的统一性：含义一是从商品价值规律的角度分析的，运用这种分析思路时，首先要明确我们分析的目标：商品。商品是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那么根据马克思的需要理论，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会产生商品需求，把这种需求从个体放大到社会，就呈现出社会对该商品的需求，既然社会存在商品需求，就要分配一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这些商品，所分配的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此劳动时间的投入量与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成反比关系，故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可以确定社会所应该分配的所分配的劳动时间，以满足社会对商品的需求。

若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将影响商品的价值，价值的改变将影响社会对商品分配的劳动时间变化，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变化后分配的劳动时间与社会需求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较之变化之前是不变的，故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社会需求量、分配的劳动时间之间存在永恒的比例关系，即是“平均数”、“需求量”与“总时间”之间的关系。根据对论点一、论点二相关的几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的论述得出，论点一与论点二之间的统一性。如果说第二种含义是从社会的总需要、需要结构、有效需要来分析商品价值的实现的话，第一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定义在社会所承认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条件下的供给限定条件。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影响价值的形成，两者共同作用决定商品的价值。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生产者的生产只有满足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实现自己产品的价值，否则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就会亏损，不为社会所需要就会产生积压。这可以说是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从资本流通角度论证含义一与含义二的统一性第一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是第二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但由于各个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不等。如果商品按它的价值出售，各部门的利润率就彼此不同。“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人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流人，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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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

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

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

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如果说，马克思在书房里研究所得的科学发现都是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那么，作为他伟大业绩的另一面即社会舞台的活动，那就更是直接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工作了。正是由于社会实践对于“改变世界”是直接而现实的实务，所以它才能那么强烈而大量地吸纳思想家的时间和心智。弗兰茨·梅林告诉我们，“我们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