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为什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6年度报告》发布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重大进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2次缔约国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应对...+阅读

世界各国为什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地球，绿色工厂”GHG温室气体标准ISO14064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气候变化是未来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经济领域和公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它对人身健康和自然界都会带来影响，并可能导致资源的使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为此，人们正在国际、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各个层次上制定措施并采取行动，以限制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以下简称GHG）浓度。这些措施和行动有赖于对GHG排放和（或）清除进行量化、监测、报告和核查。

去年出版的国际标准ISO 14064和热门词汇碳中和（Carbon Neutral）,VCS（自愿性碳标准），CDP（碳揭露专案）等一起广为国际接受，并很快被一些行业先驱和世界五百强企业采纳并通过第三方权威机构的认证。法国国际检验局在温室气体核查与验证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始终专注于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核查与验证，并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在国内颁发ISO 14064认证证书的认证机构之一。

2008年7月4日，法国国际检验局认证部在北京和平宾馆举办了“保护地球，绿色工厂”GHG温室气体标准ISO14064专题研讨会，研讨会邀请了松下，联想，爱普生，西门子等十几家知名企业的环境专员，与会代表积极的参与了关于温室气体减排和量化计算等方面的交流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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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表了第四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报告。

报告指出，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人为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地球在呻吟：飓风、洪涝、旱灾等极端气候反应就是证明；大自然在呻吟：地球上的物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法国总统用诗一般的语言对IPCC的结论解释说，“我们正处于不可逆转的十字路口，现在该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进行认识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政治行动上的革命。”

英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贝克特2日发表声明说，“必须立即就气候变化展开国际讨论，承认全球共同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经济得不到发展会威胁和平与繁荣，但如果我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我们的经济，和平与繁荣会同样受到威胁。”

瑞士交通、通讯和能源部长莫里茨•洛伊恩贝格尔说，瑞士是阿尔卑斯山国家，极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瑞士要带头采取行动控制全球变暖。除了在国内落实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等措施外，瑞士还会全力支持达成一项关于2012年之后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议。

欧盟负责环境事务的委员斯塔夫罗斯•季马斯2日呼吁，国际社会应尽快就缔结新的、全面的气候变化协议进行谈判。季马斯认为，为了稳定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发达国家必须在2020年将排放水平控制在1990年排放水平的70%。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说，加拿大政府意识到全球变暖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并呼吁寻找控制全球变暖的现实途径。

虽然本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梗概“措词强烈地”指出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美国政府却表态说，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考虑，美国仍不准备采取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美国目前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澳大利亚是少数与美国一样拒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澳大利亚环境部长马尔科姆•特恩布尔3日说：“（联合国）这份报告重要但没有新内容。”

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环保不作为，巴西总统卢拉2日批评说：“所有国家都签署（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文件，只有它们例外，因为它们没有面对工业污染的勇气。”卢拉表示，为了帮助遏制全球变暖，近两年来巴西加大了保护亚马孙地区热带雨林的力度。

（来源：中国气象报）

在积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的同时中国主动采取了哪些应付行动

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恰当的话语表达方式、缺乏有效的博弈手段、无法形成言之有理的理论反驳，那么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被动地位。气候/环境议题关涉各国参与国际政治博弈的技巧与成效，关涉它们在新的国际协定制定过程中将自身利益关切投射其中的能力，以及对新的全球政治时期的国际话语权和外交主导权的掌控水平。基于当前的谈判进程，中国在制定自身的谈判战略时要掌握好一种原则性平衡，即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中国承认减排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强调已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各自应负有的不同责任和所需承担的不同角色。

中国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以发达国家继续率先量化减排为先导，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因此，中国要根据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日程逐步推进减排目标，争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碳排放权。在各种国际气候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求与发达国家间达成某种碳排放贸易协议，即发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碳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则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在国内推广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投入新技术的研发与实施。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都期待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能够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上拿出一个有诚意的资金、技术计划，建立起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体系，但这一期待能否最终实现还有待观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世界前三次产业革命分别由蒸汽机、电力和电子计算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将是由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

对中国来说，欧美发达国家间已悄然打响的新能源、新技术、新经济争夺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新兴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一个庞大的、旨在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结构的低碳经济产业群，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跨越机遇，中国就有可能在已初见端倪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拔得头筹。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就曾经说过，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节能市场，最大的低碳商品生产基地和最大的低碳制品出口国。但另一方面，庞大的人口规模、初级的工业生产水平、严重不足的资源能源条件和低下的科技创新能力等不利因素，决定中国在“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把握契机，做好国内功课；另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技术开发与转让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作用，而且相关公约与计划也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承担向发展中国家将要采取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提供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帮助的义务，但十多年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些具体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谈判中，发达国家一直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回避讨论建立技术转让的具体机制。作为气候政治中发展中国家阵营的重要代表，中国应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中发挥领头羊作用，推动发达国家在资金支持、技术转让等方面做出实质性安排。综上所述，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协议，如气候协议，是在与所谓传统的“高政治”领域不同的“低政治”领域达成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外交和战略能力，过去主要考察其领土、统一等问题，现在这些方面的内容虽然仍然存在，但却越来越偏向于体现在气候、能源、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相关内容中。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占据一个有利位置，能够下先手棋，则既能满足自身的发展所需，也顺应了新时期国际政治进步的必然趋势。

国际气候谈判在20年间经过了哪三个阶段

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 年启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开始，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要求在公约有关对策实施条款中明确体现南北间的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第二阶段：公约通过以后，尽管内部的矛盾分歧在加剧，但依旧维持了南北对立的基本格局，在反对为发展中国家增加新义务的斗争中，“77 国集团加中国”模式依然取得极大成功；第三阶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即京都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在为附件1 国家（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削减目标的同时，也引入了三个灵活机制，由此，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出现利益分歧，出现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分化的趋势。

联合国框架内的气候谈判共经历了哪三个阶段

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 年启动国际气候公约谈判开始，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强调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要求在公约有关对策实施条款中明确体现南北间的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第二阶段：公约通过以后，尽管内部的矛盾分歧在加剧，但依旧维持了南北对立的基本格局，在反对为发展中国家增加新义务的斗争中，“77 国集团加中国”模式依然取得极大成功；第三阶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即京都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在为附件1 国家（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削减目标的同时，也引入了三个灵活机制，由此，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出现利益分歧，出现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分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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