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主要人物及生活观念

[从消费观念看生活变化]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收入逐步增长，新时期的消费观正悄然发生改变。近日，笔者有意识地从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解，客观地反映改革开放...+阅读

儒家的主要人物及生活观念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卿、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守仁、王阳明，陆明鉴等等。孔子基本观点儒学世界观基本上以对天的理解以及天人关系的各种型态的可能性之优劣比较与选择等两个问题为出发点，作为其建立世界观的主要脉络。而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更可因而由其自身之努力与创造，得与天地的存在意义同其伟大。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识仁＂、＂体贴天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等。

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所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是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都可说是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可以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亦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的《礼运大同篇》也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此外，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所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

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就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其中的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更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藉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此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儒学发展简史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而先秦儒学的理论重点在于思想生活化的落实（如孔子的《论语》），与儒家社会哲学精神之提出，（如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及孟子的行仁政观点，以及荀子隆礼义知廉耻的说法等。

）。另外，透过孔子与孟子的若干直捷明白的命题，与《中庸》《易传》等整理后的文字，也提出了儒学理论中的形上学思想部份。简言之，《论语》标出圣人境界的理想，《孟子》说出修养功夫哲学及性善主张的人性论观点，《中庸》明确化天道有德的德性本体论思想，《易传》即基于论孟庸的德性思想而建构儒学的宇宙论世界观。汉代的儒学发展走向，首先是解经之学的出现，在解经的过程中，汉儒加入了当时的科技知识所提供的新的宇宙论的观点，主要是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之哲学，由于强调天人的互动性，使得汉儒发展出由天象以定人事的社会哲学，若就人文主体的开发而言，当然，此一观点在汉儒彼此之间亦有着极大的辩论。汉儒的理论反而走了回头之路。汉代儒学的另一条发展脉络则是两汉经学的出现，经学即是藉由解经研究而制定礼法，礼法即做为国家政策的根本大法，这是儒学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落实，是儒学中有具体实效性的知识部分。

汉以后儒学理论衰微，中国哲学思想的主要课题转向道家与道佛两教的宗教哲学之中，直至宋以后才又恢复了理论创造的能力。北宋五子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文明已能回到儒家本位中来的现象，更反映了儒家哲学体系能够从自己的典籍诠释中回应道佛思想挑战的形上学建构。至朱熹的集大成与王阳明活泼化生活化的开展，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日、韩等国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两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两国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有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哲学家为儒学在经历西方哲学挑战之后重建理论体系，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最具有创造力的一套哲学思想，影响所及，并成为港台及中国大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依据，颇有以儒学方法论垄罩道佛诠释之强势解释效力之势。

孟子儒家哲学史上的重要发展人物及其思想孔子透过对夏、商典籍的整理与对周文化的反省，开启了儒家哲学的广大思想内涵，其与弟子们的讨论，被整理成《论语》、《易传》等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作。孔子创造出＂仁＂的哲学，在政治、教育、伦理等日常生活作息与言行举止中，发挥人类的德...

孔孟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孔孟之道的精髓是：就个体而言，是弘扬、践行仁、义、礼、智、信等德行；对社会而言，是弘扬中华之德道：即厚生、爱民，公平、正义，诚实、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谐，民主、法治之道。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嫉俗。拓展资料：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

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儒家学说是从什么时候得到重视的

中国的儒学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不了解儒家学说的历史演变，是很难做到客观地评价儒家学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展望其未来发展的。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当然，如果要细分的话，在这四个发展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也还是可以再分出若干个小的发展阶段来的。此又当别论。一、中国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

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

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

＂（《阳货》）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春秋时期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如同一般将早期希腊的思想文化发展以神话和理性的对立为线索一样，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线索亦具有类似的情况，当然，这里的神性思维或神话不应仅仅理解为神话的传说而且包括各种神灵的信仰，这里的理性思维或理性不仅仅指对自然世界的理性认识和科学理性，而是指有关社会政治的道德伦理的人文理性。在中国春秋时代，神灵信仰的没落和实践理性的萌生，是可以准确揭示其思想文化发展线索的。在那里，人类社会的秩序被当作自足自为的概念来思考，摆脱了史祝的神性思维，这是时代精神的总体趋向。礼则越来越成为内在于人类世俗世界、外在于宗教神灵世界的组织法则。世俗人文主义强调的是理智的教导，指引实际事务的实用主义进一步呼唤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深入思考。

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世俗的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性与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宗教意识的抗衡，并逐渐以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性成为主导思想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极其复杂而又缓慢的，所以不能从一种纯粹的角度来设想西周到春秋神本信仰和人本理性的紧张，事实上，春秋时代思想文化尚未脱离神性思维的框架，只是在此框架内发展起人本主义和人文理性的因素，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跃动。中国古代先民对卜筮活动与卜筮结论的神秘信仰在春秋时代渐次衰落，而以《周易》为代表的卦爻辞则在春秋时代渐次成为独立于卜筮行为的文本体系并在脱离卜筮行为的意义上经历了文本的经典化过程。春秋时代出现了非神启预言家和卜筮活动受到抵制或轻忽的事例，同时筮与德何者优先的问题也突出起来，占卜在实际事务的决策重要性逐步下降，理性判断和道德优先在事务中逐渐占据上风。

春秋时代的天学星占也遭到以子产为代表的世俗政治理性传统的拒绝和抵制，而且天象星占的进行以政事和人事为主，这与以往以神事祭祀大不相同。在这一领域中，思想文化自身所发生的对神秘的去魇表现在把阴阳与吉凶区分开来，用独立的眼光看待自然，解释自然。同时，透过星象学，思维铺陈着一种整体的宇宙秩序感，产生了不依赖神祗之永恒的但却颇具规则性的思想表达。除了卜筮外，鬼神观念在祭祀文化中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和文化中不断渗透入道德因素，将崇德和事神联结在一起，成为春秋士大夫们的共同信念。春秋后期，人们对神灵和神灵祭祀的信仰已经衰落，人们对祭祀不再从宗教信仰来肯定其必要性，而是从祭祀的社会功能来予以肯定，表现出对现实社会及政治的关注远胜于对神界的尊崇。

世俗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性对神灵信仰的抗衡成为这一时代突出的思想文化现象。祀典的构成和重点显示出文化上人文性的展开。神灵谱系中占主导和首要地位的，不再是自然神，代之而起的是历史人物被神灵化的诸神，礼乐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因素更为发展和突显。古希腊的诗人和悲剧作家中明显地、日益增长的人文主义，在米利都智者那里发展了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解世界的方法，这一点中国春秋文化中也有相似的表现。这个时代人文思潮所主要针对的是神灵信仰而非巫术，用孔子后来所说的巫-史-儒的传延系统，这个时代人文思想所针对的不是巫术代表的原始宗教，而是事神的官祝史所代表的神灵信仰。春秋时代，祝史地位日益下降，政治理性化和文化理性化带来了事神之官的失落，事神之业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实质的意义上被看重，虽然晏婴等人并未摆脱神性思维，但认为神的作为决定于民和德，反对由祭祀行为来决定一切，神本思想在此不能不让位于人本理性，务实的世俗政治理性意识逐渐压倒了神秘的神灵信仰传统。

有识之士不信占卜、不重祭祀，崇德贵民，注重自己的行为和德性，人的眼光更多地转向人本身，这是当时的重大变化。而史官内部也发展着神本思想和人本思想的分化和紧张。在有关祭祀和政事的言论中，民成为神所依赖的主体，获得了与神并立的地位，这是政事优先意识和史官中注重历史经验的理性意识的影响所致。祭礼文化中新的因素的出现，使得祭祀活动更多地发展了纪念的意义，强调合族的社会功能，以文化英雄和英雄神话的祭祀谱系把人的力量日益突出出来。这一时期文字的使用已经超出王公室档案和铭文的范围以及口传的叙述，《诗》、《书》最先在实践中得到文本的经典化，尽管在开始之时，《诗》、《书》的权威是出于仪典的需要，但逐渐地，《诗》、《书》作为规范的精神资源的意义日渐突出，经典在此意义上生成。

春秋礼文化注重礼仪或仪典的节度等外在性规范的取向是仪式伦理，但是礼乐文化中也发展起德性体系。在伦理的层面，仪式伦理主导渐渐变成以德行伦理为主导。从诸多的德目来看，春秋时代甚至可以说进入了所谓德行的时代。而德性从仪式性德目到道德性伦理，表现出德愈加外在化了。外在化的德目与礼仪文化相适应，内在化的德目则与礼智治秩序的解体相伴而生，是为政治理性的萌生和发展。与希腊的理性不同，中国春秋时代的理性更多的是政治、道德、价值的理性。春秋时代，人对礼的关注从形式性转到合理性，形式性的仪典体系仍然得到保存，但公卿大夫们更为关心的是礼作为合理性原则的实践体现。士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