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学生你准备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提高自身法治素养

[如何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养]教师专业素养的高低决定着教育质量的高低。在教育教学中，教师专业素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提升的内化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是教师个体...+阅读

作为一名中学生你准备以怎样的实际行动提高自身法治素养

培养中学生的法治素养，单靠学校一方效果不佳，需要多方努力才行，培养和提高中学生的法治素养，离不开教师、家庭、社会、学生四方合力施行法治教育。因材施教。作为教师，要想培养中学生的法治素养，必须得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法治教育方法，争取让每一个学生都知道法律的内容，惧怕法律的权威，自觉遵纪守法。寓教于乐。学习法律，本就很枯燥，学生厌烦，老师也不好教，为了让学生学好法律，作为老师就必须要想办法寓教于乐，用快乐有趣的课堂培养起学生接受法治教育的兴致，掌握有用的法律知识。正面教育。在家庭法治教育中，家长要定期和不定期的对学生进行正面法治教育，告诉孩子法律的意义、内涵以及法律的权威性，一旦不遵纪守法，就将会受到法律的惩治。

言传身教。作为家长，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好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法治教育方面也不例外，父母和其他家长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去影响孩子，影响孩子养成规则意识、秩序意识，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模仿你的做法，接受你的影响。法治教育宣传。在社会上，要想培养中学生的法治信仰，还必须要采取各种方式做好法法治教育宣传，在社会上营造出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随处可见的宣传活动或标语，会让中学生在潜意识里知道法治的重要性，并自觉去遵守法律。违法必究。培养法治素养，也少不了警示性法治教育。要严格惩治那些违法乱纪的行为，无论是谁，只要违法了，就必须要追究他们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以身试法，法律权威不容侵犯，法律底线不容突破。

遵纪守法。作为中学生，培养自己的法治信仰，必须要在实际生活中遵纪守法，遵纪守法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种形式，这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只有你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学生，才有可能建立起法治信仰。...

大学生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提高自身法律素养

公民法律素养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我国高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如何，将直接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的法制建设，影响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所谓素养，是指人们在经常修习和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它对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具备一定的知识并不等于具有相应的素养。只有通过内化和融合，并真正对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处事原则、行为习惯等产生影响，才能上升为某种素养。重视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

通过大学法律教育，使大学生拥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法治文明意识，这对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对于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我国法制进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必须看到法律教育内化为法律素养的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功利性极强的就业至上评价体系。高校扩招后，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加，一些高校为给非法律专业学生挤出更多时间应付各种有利于就业的资格证考试，主动降低包括法律在内的其他软素质课程的教学与考查标准，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对于法律专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法律条文的解读和案例分析上，忽视对个人法律素养起综合性、潜质性作用的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和知识的学习，相当一部分法律专业的学生虽然十分熟悉各种法律条文和案例，但法律素养不高。

二是泡沫化明显的法律专业重复建设。近年来，受高校扩招、合并和人才市场需求拉动等多方面影响，法学教育泡沫化倾向相当明显，不少院校匆忙建立的法律系，师资力量薄弱。一些所谓的法学专家从未参加过法律实践，对现实法制缺乏感性认识。这些学校本来法学渊源不深，加上法学教师素质不全面，无法引导学生将所学法学知识内化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三是现实社会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制建设尚待进一步健全，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严肃性较差，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和特权观念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成型成熟期，对外界信息吸收能力强、反应周期短，严肃性较差的现实社会法制环境对他们还相当薄弱的法律素养的消解作用也十分明显。

基于此，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是：首先，高校法律教育要回归重在素养的本位。即教育和人事部门必须努力破除就业至上的评价体制，要科学定位就业与学业、知识与素养的关系，重建就业与学业并重、学业优先，知识与素养并举、素养优先的评价体系。高校不可随波逐流，应坚持独立的学术精神和办学理念，消除学术泡沫，始终将素质教育摆在首位，高度重视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素养的培养和提高。在法律教育内容的安排上，要更加注重与哲学、史学及其他人文和自然学科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文明和法的精神，将法律至上等法的原则融化在大学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内化为一种素养。其次，法律文明要对行为习惯起到培育作用。

知识内化为素养要经历一个不断积累、逐渐形成行为习惯，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提高法律素养要重视法律文明建设，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注意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和优良的法的传统，努力营造有益的法治文明氛围，促进法律知识与法治文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促使当代大学生养成包含法律素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再次，法律环境要形成无所不在的外部约束。法律素养的形成并不是封闭的、单向的，而是开放的、交互式的。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法律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为此，一要努力优化法律环境，有法必依，切实维护法律尊严；二要十分注重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屈服于特权，努力消除司法腐败。

以此，让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法律权限内自由自在、超越法律必受制裁的外部约束。

大学生如何推进德治和法治建设

展开全部，“法治”与“德治”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不可偏废的两种途径，而两者的理性统一实际上要求建立一种宪政秩序。作为法治的最高形式，宪政不但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为实现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一、法治离不开德治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上下已普遍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目前的法治现状还不尽如人意，但法治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有学者甚至论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经济”是完全等同的两个范畴。2 事实上，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和法治在中国的相对落后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的理念成为宪法规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实践中，法治理念的提出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其意义无庸本文赘述。

3 然而，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法治万能主义”，并导致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学术界，法治概念的范围也因未受到准确的界定而具有无限扩大的倾向。“法治”成为一种包罗万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种超越民族传统和国情的追求目标，一种包医中国百病的万灵药。对于这种倾向，法学界已有学者提出了批评。4 笔者认为，法治概念虽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内在的局限性。5 毕竟，法治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备的。有两大类理由表明，法治离不开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对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选择，而且一旦离开了德治就不可能实现。 1. 法治的道德基础首先，法治概念的内涵必须以适当的道德理论为基础。法治的首要问题是：究竟依什么“法”治国？笔者认为，“法治”概念本身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依法治国”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如果没有其它条件的补充与约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并不见得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目标。设想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并不能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为少数人利用并驾驭社会的工具，并在实施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受到各种抗拒和阻碍。这在古今中外并不少见，战国和秦朝中央集权时期的法家所崇尚的“严刑峻法”就是一个例子。强求实现这样的“法治”，显然不能达到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由此可见，我们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种基于民主之上的合理决策机制；“法治”的“法”应该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前提的维护社会少数人利益的“恶法”。6 然而，“法治”并不是“民主”的同义词，且在狭义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统治。

7 至少，强调依“法”治国本身并不能提供鉴别“良法”与“恶法”的标准。后者是一项道德选择，超越了纯粹“法”的范围。对此，联邦德国的《基本法》很能说明问题：德国的基本国体有4个特征：民主、社会、法治、联邦，而“法治”仅是其中的一个特征。8 这本身就说明了法治并不是一个完备的理念。如果没有道德目标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实现未必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事实上，法律具有内在的规范性（normativity）。我们所关心的法律并不只是一种客观描述的事实，而且还必然带有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我们不仅关心法律在过去、现状与未来“是什么”，而且更关心法律“应该是什么”。根据所谓的“休谟定律”，9 规范性和实证性是在逻辑上不可相互约化的两种特性。

为什么违约者必须赔偿对方的预期利益之损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应被假定无罪（事实上我们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认为）？或被告行政机关应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无论如何详尽的法律规定都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质的答案：如“只有这样才能使契约双方达到资源配置最佳状态”，或“这样做虽然可能会错误地放过一些坏人，但能保证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尽管这样会给行政机关带来一些成本，但它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项陈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应该”）追求的“好事”（如“这个社会应该达到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者因为它们本身被认为是“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值得追求的事情为它们提供了理由。

这种规范性的推理最终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规范为其它较为次要的规范提供了理由。10 在这个秩序等级的顶端是一个或一些最高规范——如联邦德国《基本法》中的“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们决定而不取决于其它所有规范。在这个理性的等级秩序中，究竟选择什么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确定的。它属于在法治的实现之前就必须作出的基本道德选择。 2. 法治的实现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能获得充分实施，而法治的实现也同样依赖德治。事实上，这一命题是可以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严格论证的。对法律的服从只能通过两种途径——自愿的或强制的，并可以利用两种资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