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共经济政策理解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对公共政策有什么影响]以市场调节为前提和基础，国家干预是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进行的。由于各个国家具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以及各国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的不同，国家干预的手段和方式也各有差异...+阅读

对公共经济政策理解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乃至行政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作用和影响愈来愈大。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等因素，致使公共政策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效。于是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其中，公民参与可谓是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1.政府失败要公民参与作为公共政策核心制定与执行主体的政府，并不是神造物，并不具有无所不在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公共选择理论的中心命题和全部的理论意义也就是‘政府的失败’，即国家或政府的活动并不总是像应该的那样‘有效’或像理论上所说的能够做到的那样‘有效’。

”[1]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治家和官员不是政治上的“阉人”，他们在参与公共政策时有自私的动机，政府不可能自动代表公共利益。这一观点虽然有点偏激，但却从另一层面反映了一个事实：人都是复杂人，作为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政府官员也有经济人的一面，也要追自身利益，政府机构本身也不是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超利益组织。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制定与实施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借社会利益之名行机构私利之实，这当然就难以制定并执行正确而有效的公共政策，必然导致政府失败。退一步讲，即使政府官员能完全代表公共利益，也由于其知识可能是不完备的，所获信息可能是不充分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等，而导致其行为的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

于是，“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政府的失败”[2]。而治理理论的理想境界善治，“实际上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表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它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要公民的积极参与”，[3]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形成一个政民互动的合作网络。2.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首先，政策的需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舍此，公共政策的效果就无从谈起。

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打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所以，政策的最终实施依靠社会的贯彻。而且，一项政策制定出来以后，也只有回到民间社会去被检验，才能发现其是否符合实际的需要，是否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而这一切都是只能以现实的需要和检验才能做出判断。其三，由于上述原因，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但可以加深他们对政策意义的理解，而且会使他们知道政策何以如此，而不是另外一种形态，这显然会增加他们配合政策运行的自觉性，对提高政策效率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这样，从公共政策的效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公民参与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得出结论：既然公共政策是为民众的，那么没有他们的参与何以成为公共政策？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才会积极投身这项伟大的改革中，这必将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打破了社会利益平均化的状态；它给公众普遍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公众之间的利益差距；它在满足公众的利益愿望的同时，又激发了其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

因此，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学会与公众协商一致地处理公共政策的艺术，公共决策系统也必须顺应这个变化而加以改善，注重公民参与。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背景。4.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

公共权力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公共管理（public managment）即依托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为有效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所依托的公共组织即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公共组织。公共行政则主要是国家行政组织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从管理主体到活动范围，相对于公共管理都狭窄一些。公共政策是指政府为了解决和处理公共问题，达成公共利益或公共目标，经过政治过程所选择的行动或不行动的方案。综上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而公共政策则是公共管理或公共行政所采取的行动或不行动方案。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利分配，只有在参与机制和决策机制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和选择结果代表公共利益，从而保证对社会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中国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要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更加明晰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公共政策；参与机制；制度化

一、公共政策制定中参与机制的重要作用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给传统政治体制带来了压力，从而也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一个成熟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必须具备较强的适应和包容能力，能够及时接受并同化新的参与主体，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接受他们合理的价值观念和权利要。因此，如何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的参与机制，直接关系到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体系能否顺利建立。即普通公民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来表达政治意愿，影响政府决策，从而实现特定政治经济利益要的政治行为与过程。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谁拥有权力，谁就处于支配他人的主动地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本身具有权力扩张的欲望。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公民的参与，容易导致权力垄断，造成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控制政府利益扩张不能依靠政府自身的道德约束和良心发现，公众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对政府政策行为的监督。因此，伴随着民主制度化而日益完善的政治参与制度正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强有力的保障。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内容提要】在整个政治社会中，权力却与其本质相分离，被阶级所占有，甚至被私人所窃取，被用来为阶级利益服务和用来谋取私利。这就要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而且，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公共行政的发展要探寻一条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共长之路，在行政体制、行政法律和行政道德的互补中，实现行政行为的廉洁、高效。

一、权力与公共权力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或者说，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运用权力来为“组织”提供保障。尤其在政治社会，权力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关键，因而政治学的研究核心总是放在权力问题上，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需要对权力的问题发表意见，以致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且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它区别于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自然力。因为，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之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而人则不同，人的身体等自然的存在物，往往成为一种群体的、社会的力量的承载体。而且，他所承载起的力量几乎是不可度量的。有的时候，个人所能承载起的力量简直是无限的。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支持，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的代表，由他掌握的权力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规范和鼓励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根据它所在的社会制度原则整合出的力量，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个体的力量的系统综合。人们所关注的权力是政治社会的权力。在非政治社会中也存在着权力，但这种权力在性质上的公共性与其作为功能力量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在政治社会中，情况就不同了，权力的公共性质与其功能力量的作用方向在应然意义上的一致性与其在实际运行中的矛盾对立，造成了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即使在政治学家们的眼前，所展现出的也是一个个谜团。所以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一直是放在权力问题的解析上的。在应然的意义上，一切权力都是公共权力。尽管权力存在、适用的范围是不同的，但它在自己所适用的范围内是属于公共范畴的。也就是说，权力作为一种组织起来的力量，在其组织范围内是归属于整个组织的，每一个组织成员都分有着这种权力。所以，权力必须是服务于整个组织的整体利益的，在组织成员之间利益要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它应当在矛盾中发现其背后所包含着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利益。如果权力发挥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它不仅在组织成员个体的利益要之间发现共同利益并加以维护之，而且会主动地促进共同利益的生成。同时，作为权力主动性的进一步延伸，它会在组织整体的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在促进组织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组织成员个体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