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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党课讲稿]文章标题：党风廉政建设党课讲稿中央纪委对程维高严重违纪案件的通报，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是一次深刻的警示教育。大家都是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党风廉...+阅读

同志们：

大家好。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占用大家一段时间，主要和大家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二是探讨一下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原因；三是有几点想法，与同志们共勉。

一、如何看待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是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对反腐败形势总的估价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禁，任务还很艰巨。可以说，由于体制制度的不完善，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种种影响，由于我党执政的时间越来越长，当前的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仍处在易发、多发期。

具体一点说，可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形势。

1、全党达成共识，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人民群众满意度在不断提高。

十三年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达成了以下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

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疑虑， “果真会这样吗?”有一小部分人甚至认为这是“小题大做”。思想上的不统一造成了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生前一再严厉批评的“打击不力”现象。现在不一样了。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都已充分认识到反腐败的极端重要性。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才得以不断加大。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纪周这样的“高官显贵”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 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近一点的话就看我们启东市，以2002年为例， 2002年我们启东市共查办案件233件，其中经济案件118件，10万元以上案件36件，百万元以上案件6件，查处乡科级干部22人，移送司法机关41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708万元。重点查处了市环保系统少数党员干部贪污受贿、吃拿卡要的案件，原华美集团公司特大经济窝案，东洲丝厂少数党员干部利用企业改制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案，海复棉厂厂长等有关人员合伙侵吞集体资产案等。

对于这样大力度的查案如何看?这说明了，如今反腐败上并不是只“反小”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八十年代的反腐败是“杀鸡给猴看”转到九十年代以后的反腐败是“杀猴*给猴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洞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大家知道，民意是检测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办法举措好不好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 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2、保持高压态势，严查彻办大案要案，腐败蔓延泛滥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反腐败为什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大家知道，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有腐败问题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

如广东湛江、厦门远华腐败案和辽宁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

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是个普遍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并不例外。如震动中外的三个腐败大“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程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一些特征：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有成效的。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使腐败现象蔓延泛滥的势头得到控制，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3、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

七、八十年代，有一种错误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腐败则会影响经济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损害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打击走私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定程度上是托了打击走私的“福”。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4、反腐败也要与时俱进，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靠的是像“三反”、 “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应该说当时是奏效的，所以才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的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极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级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是什么原因产生“绝对权力”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问题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的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又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我们在正确评价二十余年反腐败所不能忽视的。

也许在座有人会说，你这样看形势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是不是有点涂脂抹粉了。不是的，我的这种认识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当今反腐败仍然严峻性、严重性的评价，一点都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中前反腐败艰巨性、困难性的估计，一点都不妨碍我对未来反腐败长期性、曲折性的预测，我是从自己多年来对反腐败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形势的确是在向平稳的、健康的、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的。

但是，现阶段的有些情况要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腐败分子结成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于一体；吏治和司法腐败严重；经济发展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区；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作案方式和手段诡秘，更具隐蔽性；一些腐败分子向国外转移赃款赃物，涉案人员向外潜逃；查处与反查处、腐蚀与反腐蚀斗争相当尖锐激烈。为什么当今腐败行为呈现出以上这些特点，接下来我就和同志们讲第二个问题——

二、探讨一下一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的原因。

1、一些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面前，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

从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很多人放松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屡屡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专横跋扈；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衷于穿名牌、坐好车、住豪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懂得“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去搞腐败；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生动摇，沉湎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之中；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缺乏道德修养，才会不顾人格，干出追求感官刺激的种种丑恶行为。他们堕入深渊的沉痛教训再次深刻说明，不讲学习，不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就不可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更不可能做一名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

2、目无党纪国法、肆意践踏民主集中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不受监督制约，是一些党员干部走向腐败堕落的重要因素。

一些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个人权力欲恶性膨胀，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骄横跋扈，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要导致腐败。这些案件再一次警示我们，在我们党内没有特殊党员，任何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必须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和党组织的监督，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以及党规党法。绝不允许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对那些严重践踏民主集中制，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恶劣行径要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决不能姑息迁就。

3、对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认识不足、治理不够，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案的温床。

这些腐败案件的发生，与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正之风催生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而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更多的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

近年来，广大干部群众对一些党政干部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反映十分强烈：一是送礼金问题，二是一些领导干部家属子女经商问题，三是一些领导干部生活奢华、吃喝玩乐问题。

党政干部中的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纠正，其影响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正之风必然会带坏社会风气，一些干部在不良风气的长久污染下，丧失了是非鉴别力，不但不抵制，还认为这是“时尚”。一些干部就是从“小节”问题开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最终变成严重的腐败分子。不正之风之所以盛行，与中央许多早已明确的规定、制度得不到落实有关。因此，要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着力提高同各种违反规定、制度的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通过制度约之以典章，规之以法纪，真正做到违纪必查，违法必究。

4、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是“一把手”轻而易举就能腐败。

对“一把手”监督不到位，对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我们看到，很多重特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涉案人员都是单位的“一把手”，这说明在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上，处于严重失控状态，同级监督机关难以监督，上级监督机关又无法监督。一个地区和部门，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选好一个清正廉洁的班长，至关重要。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5、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出其他腐败现象。

很多严重违法案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案件之所以成为典型的群体性腐败案件，与一些人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有关，而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关系、进圈子，对上送钱送礼，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是一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从案件查处的情况看，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腐败分子的买官卖官行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成为一种经济性的交易行为。

尤其严重的是，干部人事方面的腐败问题，还会派生出其他一些腐败问题。一些人为了跑官要官，或者大肆收受下级送的钱财，或者从不法“大款”那里拿钱，或者私设“小金库”等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的出现，根本的原因是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问题，人治的因素多，而公开、民主、竞争的因素少。在一些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员中许多人的交流或提拔，基本上是由主要领导提名或授意，严重违反组织程序进行的。

6、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当前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由于部分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二是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不规范，存在随意减免税费的弊端；三是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产生严重腐败问题；四是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力。种种事实表明，“小金库”已经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经济源头。

这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加剧了当地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败坏了干部队伍的作风和社会风气，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外，一些领导干部严重的腐败行为，也严重恶化了投资环境。这些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再次证明，腐败破坏生产力，瓦解凝聚力，削弱战斗力。可以说，腐败不除，经济难上，改革难行，稳定难求。

三、有几点想法，与同志们共勉。

在座各位都是中坚力量。对此，我们更要以清醒的头脑，加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不断增强党性锻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性原则，不为亲情友情所动。真正做到强化自律意识，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官之德，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把握自己，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具体讲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l、要不断加强学习。许多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等到被立案审查，被绳之以法，被关进牢狱，一个个才如梦初醒，痛哭流涕，懊悔自己平时不注意学习，怪罪自己放松了思想改造，其实这里有许多讲的是假话。究其原因，根本还是一个学风问题。被金钱腐蚀了灵魂的他们，只相信金钱和权力，根本不相信组织、不相信什么教育。

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用万分悔恨的心情，向党说出了心里话：近几年没能很好地保持晚节，在一片赞扬和奉承中变得飘飘然，满足于整天忙忙碌碌，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学习，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再过几年就退休”的错误想法，“不思进取，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思想在自己身上滋长起来，谦虚谨慎、克己自律少了，想房子、孩子和个人的事多了，导致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滑到腐败的泥坑中。

海门市水利局原局长施荣希在接受审查的第十天，曾写下长达1 3页的悔过书《十天走过生死路》。他这样写道：我没有被老山前线的地雷、炮弹炸倒，没有被援助老挝筑路时千百次的塌方所压倒，却被铜臭熏倒。意志被摧毁了，原则被瓦解了，自己从功臣、模范变成了罪人。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自己不重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海门市工商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会长张小海在检查书中写到：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思想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违法乱纪；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不思进取；经济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滋生贪欲；生活上自我约束的弦放松了，就会放任自流，自毁形象。

由此可见，长期放松学习，必然导致思想政治素质低下，因而就不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就容易善恶不分、美丑不辨，就很难避免被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中箭落马。因此，我们要增强学习的自觉性，积极参与到今年在我市开展的坚持“两个务必”主题教育活动中来。通过深入、系统的学习，让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切实筑牢自己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同时，要系统学习党内的有关纪律和国家的有关法律，学习市委、市政府制订的有关规定，知道什么事情能够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做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增强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从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人生观、价值观。

2、要在工作中有所作为。要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性。要做到爱岗敬业，工作上有特色、有成效。组织是对大家信任，这么轻的年纪，就把大家推到领导岗位上，使大家有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每个同志要把握好、珍惜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敢作敢为，全力促使启东经济社会攀高争先，跨越奋进。去年，由市委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联合在全市党员干部中组织推评出的十佳勤政廉政好干部，个个都是事业有成者，他们为启东的发展呕心沥血。如市发展计划与经济委员会委员、市崇启大桥筹建办公室总工程师李洪斌，为促成崇启大桥的规划立项、加快启东接轨上海，实现经济腾飞而常年奔波在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启东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生，多年来，以校为家，向外输送了一大批天之骄子，形成的“启中现象”，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座各位在各自的舞台上，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要创出新业绩，树立启东新形象。

3、要注意防微杜渐。千里长堤，往往溃于一蚁之穴。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表明，一些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是偶然发生的，他们都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放松到滑坡再到崩溃的这样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侵蚀更多，更直接，更广泛。特别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党的肌体的趋势无孔不入，相当严重。一些不法之徒，采取种种手段，拉拢、腐蚀党员干部的势头之猖獗，手段之卑劣，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他们往往瞄准领导干部的薄弱环节，投其所好，不惜采用金钱、美色等种种手段进行诱惑、腐蚀，以达到他们非法获取暴利的目的。我们的党员干部既处在经济工作、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又处在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渗透的渠道多、影响大，加之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法制不健全，管理不完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不注意防微杜渐、时刻警惕，就极易被腐蚀、被利用，最终跌入罪恶深渊。

海安县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原局长曹健，由接受吃请，收受礼金开始，进而收受贿赂数万元甚至索取财务，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曹健也曾严格要求过自己，但被过多的恭维吹的飘飘然，开始顶不住歪风，管不住小节。从收受纳税人进贡的几百元可是，仅在1998年至2001年4月间，她7次收受11家单位逢年过节的“小意思”2.49万元。至案发时，他利用职务之便，共索取、非法收受14家单位40次所送的现金、购物券和物品，合计人民币4.471万元。最终败倒在金钱面前。

4，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我们的党和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由弱小变得强大起来?靠的是共产党干部艰苦奋斗、艰苦创业；靠的是共产党干部两袖清风、一尘不染；靠的是共产党干部吃苦在前，无私奉献。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种共产党干部的光辉形象却在一些同志那里变了味。有的认为经济发展了，条件好了，没有必要再讲艰苦奋斗了；有的认为自己为党为人民作了贡献，吃点拿点享受一点是应该的；有的认为讲排场、摆阔气是小节，是工作需要；有的认为身在高位，手中有权，不再保留过去那种朴素节俭的优良传统，滋长了贪图享受、奢侈浪费、比阔气、讲排场的歪风；一些干部热衷应酬玩乐，醉心于感官刺激，陶醉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奢侈糜烂的生活方式。

原海门市委农工部副部长陆展超不检点小节，一开始，打打80分，觉得也挺好。但慢慢地觉得不够刺激，开始寻求“小来来”。一开始是二块头麻将，后来最大打到200块头，觉得很刺激。从此，他便沉迷与“方城大战”之中。赌输了，便向那些“铁哥们”伸手要。同时，他还以党委书记的名义出面为参与赌博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人员说情打招呼，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应有的立场和原则。

福建石狮市工商支行行长黄奕连，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检查机关查处他收受18家企业16万元、港币4万元以及金银饰品等贿赂的犯罪事实。他供述自己起初与企业人员上歌厅在“金钱美女面前感到寒酸”，“抵不住诱惑”，转而主动为歌女捧场、献花、赠金首饰，摆阔气，贪图享受和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