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地铁规划建设60年回眸]首都地铁规划建设60年回眸1863年，伦敦在世界上最早建设并开通地铁，随后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巴黎、纽约、莫斯科等城市也相继建了地铁。1947年，国民政府在北平城市规划中也提出...+阅读

首都京剧春秋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京剧改革和发展一直高度重视。首都北京是中国京剧发展的重要阵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之际，回溯首都地区京剧工作走过的不平凡历程，无疑是有益的。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京剧有菊花之称。那绚丽多彩的服饰，惟妙惟肖的扮相，回味悠长的唱腔，令人叫绝的身段，铸造了迷人的魅力，曾倾倒无数国人。京剧不仅曾是重要的娱乐方式，而且还是传播文化和思想的重要工具。今天，在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京剧又有“国剧”、“国粹”之誉。

一、风雨洗礼获新生京剧自形成后，其内容多以反映传统故事见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一些思想进步的京剧名家就开始推出反映现实题材的剧目，以唤起民众。这是京剧在内容上进行改革的萌芽。不过，这种改革带有自发和尝试性质，对京剧的总体变革影响不大。真正对京剧进行深层次的大规模改革，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文艺的体现。在旧社会，戏曲界是个相对保守的群体，社会地位低下，被称为“戏子”、“伶人”，不少艺人染有赌博、吸毒等恶习。所演剧目参差不齐，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反动的。管理上实行班主制，在授业、演出等方面有很强的封建色彩，如养女制、学徒契约如同卖身契；艺人行会中的“经励科”如同把头，挟持主演，剥削下层。主演与下层艺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多数艺人生活贫寒。但另一方面，看戏是当时人们的重要娱乐方式，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必须对京剧进行改革。中国共产党推动京剧改革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鲁艺平剧团，它成立于1940年4月，阿甲任团长。[1]他们在演出传统的爱国救民剧目的同时，新编京剧《松花江》、《夜袭阳明堡》等，鼓动民众的抗日热情。1942年10月，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推陈出新”。他们推出的《逼上梁山》被毛泽东称赞为“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此外，他们“也不同于旧戏班子，主要演员和跑龙套的都是革命工作者，排戏是导演负责，避免了戏霸、角霸，舞台上检场的、饮场的也不见了，改变了舞台秩序”[2]。1947年，他们撤离延安到达河北后，延安平剧研究院更名为华北平剧院；1949年春进入解放后的北平，不久被改组为中央京剧实验研究院，即后来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大小戏曲班社近50个和一批名角，其中主要是京剧班社，名角有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叶盛兰、谭富英、李少春等。受抗战、内战影响，戏曲市场呈萎缩之势，其中昆曲、梆子等班社难以为继。3月，市军管会文管会颁布通知，认为大部分旧戏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要求暂时停演《游六殿》等55出剧目。同时，加强对旧戏从业人员的管理。而不少艺人以为北平解放就是“换换军头”，“谁来给谁唱”，对戏改的态度是“你有千方百计，我有一定之规”。[3]但事实教育了他们，解放区来的剧团演出的新式京剧、歌剧等，使北京百姓和老艺人耳目一新。程砚秋看了歌剧《白毛女》后，感动得流了泪，还想试验用京剧演出《白毛女》。这可以看作是京剧演现代戏的思想萌动。[4]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给了老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礼遇。4月，刚进北平不久的周恩来，亲自去程砚秋家中拜访。6月，梅兰芳(当时家居上海)等戏曲名家北上参加于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和越剧名家袁雪芬还作为戏曲界的特邀代表，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1949年10月1日，身着中山装的梅兰芳以“人民艺术家”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戏改方面，北京市做了以下工作:在“改戏”方面，周扬在首届全国文代会上作了关于新的人民文艺的报告，提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创作新的历史剧，指出:延安时期的《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标志着京剧向新的历史剧发展的方向。195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戏曲研究机构--中国戏曲研究院在京成立，承担修改旧剧本、创作新剧本以及培养人才的任务，梅兰芳为首任院长，一些京剧名家及戏曲研究者在该院任职。同年，北京市还成立了戏曲编导委员会(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前身)。传统剧目的整理备受重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由整理人员与演员合作编定的京剧剧目汇集为《京剧丛刊》32集出版(后出至50集)。未经整理的京剧传统剧目，由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为《京剧汇编》106集，收入剧本400多个。陶君起编著的《京剧剧目初探》，收入1200余出剧目。还陆续出版了梅兰芳、程砚秋、萧长华、荀慧生、汪笑侬等京剧名家的剧本选集。在“改人”方面，1949年8月至11月，市文委旧剧改进科举办了曲艺界500多人参加的讲习班，进行政治和业务的培训，鼓励“推陈出新”。讲习班邀请戏曲界前辈、研究者作报告，如欧阳予倩的《关于改造京剧的商榷》等。讲习班结束时，举行联合演出，各种曲艺不分地位高低，同台演出，体现了人人平等、团结的新面貌。[5]接着，更多的艺人要求学习，于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又办了第二期，有1500多人参加。同时，还多次组织艺人参加救灾义演、时事宣传义演以及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艺人表现踊跃。王瑶卿、尚和玉等20多名60岁以上已离开舞台多年的京剧名角，重新登台，为响应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举行义演。民营京剧团的马连良不计报酬高低，不畏艰苦，到朝鲜战场和鞍钢建设工地进行慰问演出。老艺人焕发新青春，梨园界拥护新社会的情绪十分高涨。在“改制”方面，1949年10月，市文委召开北京市戏曲界改制会议，决定成立“京剧、评剧、曲艺公会联合会”；取消“经励科”，私人班社改为“共和制”，工资采取“底薪分红制”。还废除了学徒制、养女制等，建立新式戏曲教学机构，培养戏曲人才。1950年1月，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所属戏曲实验学校成立，田汉兼任校长，聘请京剧界前辈王瑶卿、尚和玉、萧长华、王凤卿、谭小培、金仲仁、马德成等7人为名誉教授。除旧布新的变革，使包括京剧在内的戏曲迎来了发展的热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及时为京剧改革指明了方向。对于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的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1951年4月毛泽东为庆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了回答。[6]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这个也称“五五指示”的文件，是在总结全国戏改经验基础上制定的，进一步明确了戏改中“改人、改制、改戏”的具体内容。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随意禁戏的问题，该指示提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该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对于地方认为有害的剧目，应由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禁。1952年10月至11月，文化部在京举办了首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改成果的总检阅，北京京剧界成就突出。梅兰芳、程砚秋、王瑶卿获荣誉奖，谭富英、李少春、袁世海等获表演一等奖，京剧《将相和》获剧本奖，京剧《三岔口》、《雁荡山》获演出一等奖。经过几年的改革，北京市旧的戏曲班社被新型剧团所取代。1952年11月召开全市戏曲界大会，宣布成立5个民营公助性质的民间职业剧团，其中有4个是京剧团，即北京市京剧一团(原首都实验京剧团)、二团(原首都太平京剧团)、三团(原北京联谊京剧团)、四团(原人民京剧团和天津市京剧团)。副市长吴晗为他们颁发团旗和演出证。截至当年底，在市政府登记注册的私营或民营公助的有梅兰芳京剧团、马连良京剧团、燕鸣京剧团等26个京剧团体。[7]随后的几年，首都的京剧院团进一步整合。1953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所属京剧实验

一、

二、三团合并为中国京剧团。在此基础上，于1955年1月成立了中国京剧院，梅兰芳任首届院长，总导演阿甲:第一团团长叶盛兰，副团长叶盛章；第二团团长张云溪，副团长夏虎臣；第三团团长李少春，副团长袁世海、李和曾。文化部决定:中国京剧院是京剧改革的示范性剧院。这次整合使剧团由“民营”变成了“国营”性质，体制外的“艺人”变成了体制内的“干部”。在市文化局的协助下，1955年12月马连良京剧团与北京市京剧二团合并，1956年初定名为北京京剧团。1956年11月，张君秋的京剧三团又加盟北京京剧团。[8]马连良任团长，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任副团长。该团是市属最大的京剧演出团体，实力不下中国京剧院，其中马、谭、裘、张被群众誉为该团的“四大头牌”。他们以演出传统精品剧目为主，也不断创演新戏。那时看戏的人很多，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好戏一登广告，售票时剧场门前就排起长队。这次戏改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以革命视角对待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看其不足较多，以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加以干涉。刚进城时，北平市军管会下令禁演的55出剧目，其中就有像京剧《红娘》这样的好戏。在1952年秋举办的首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中国京剧团李少春等人新排的《宋景诗》也因受批判《武训传》的影响而被否定；同时，北京代表团阵容强大的传统好戏《龙凤呈祥》，被指责没有思想性。从全国范围来看，有很多过去常演的传统好戏逐渐在舞台上消失了，短时内又很难创造出满足广大群众需要的新编剧目。演出剧目日益贫乏，满足不了市民的要求，也直接影响了上座率和戏曲艺人的收入和生活。1956年4月底，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5月，浙江省进京演出“推陈出新”的昆剧《十五贯》，获得巨大成功，周恩来称“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也激发了北京戏曲界克服困难的斗志。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提出要破除清规戒律，扩大和丰富传统戏曲上演剧目。同时，开始组织被禁的一些名剧在内部试演，征求是否恢复演出的意见。会议后，各地纷纷加快挖掘、整理并恢复演出传统剧目。这方面，北京市试演的京剧剧目具有代表性。9月，为庆祝梨园公会改组为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举行了大合作的京剧演出，尤其是大轴的《四郎探母》(被内部否定而禁演多年):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李和曾、陈少林五人演杨四郎，张君秋、吴素秋两人演铁镜公主，尚小云演萧太后，李多奎演佘太君，姜妙香演杨宗保，萧长华和马福禄师徒演二国舅。演艺界素来“相轻”重于“相敬”，这么多名角合作殊为难得。尽管票价高达3元，天气炎热，仍旧观众如潮，一票难求，买不到票的就在中山音乐堂戏场外静听扩音器传出的唱腔。1956年12月，北京市举行了戏曲会演，马连良的代表作《一捧雪》引人注目，之前该剧被扣上了歌颂“奴隶道德”的帽子。期间，谭富英的《奇冤报》(禁戏之一，“问题是出现鬼魂报仇”)、筱翠花的《红梅阁》(“李慧娘鬼魂复仇”)，还有《连环套》以及“八大拿”的黄天霸戏(“歌颂镇压绿林英雄的官府鹰犬”)等，也在内部展开了讨论。[9]1956年还拍摄了京剧电影《群英会》，由众多大牌参与，反响很好。旅居美国的一位老京剧迷曾慨叹地说:“就冲能把这些大牌名角拴在一起拍出这部千古不朽之作，共产党就了不起!”[10]这个时期，北京市京剧团体的演出以传统剧目为主的同时，也很注意创排新作品。从香港回到祖国内地的张君秋，领军北京市京剧三团后，就排演了《秋瑾》、《诗文会》等新戏，其新戏和唱腔广受欢迎。他加盟北京京剧团后，传统名剧和新编好戏更是不断。他还把川剧《谭记儿》移植为京剧(更名《望江亭》)，使关汉卿的这一名剧成活在京剧舞台上。

二、百花齐放方为春虽然政策已有松动，但要求进一步放宽剧目限制的呼吁声不减，甚至有外地剧团公开上演了明显有害的禁演剧目。于是，1957年4月文化部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主题就是“大胆放手，开放戏曲剧目”[11]。5月，文化部发出通知，宣布对20世纪50年代初禁演的26个剧目“开禁”。这也为“双百”方针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注脚。很快，戏曲改革工作迎来繁花群放的局面，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杂草。[12]这引起了人们的担忧，7月，正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戏曲界代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陈书舫、郎咸芬联合投书《戏剧报》，建议“不演坏戏”[13]。很快，《人民日报》发表《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迅猛的反右派运动使鸣放的局面一下变得鸦雀无声。反右派运动是一个大转折，北京京剧团李万春、北京京剧四团奚啸伯，中国京剧院叶盛兰、叶盛长等人被划为右派，前两人还被逐出北京。1958年3月，文化部发出通知，要求迅速创作一大批反映现实和歌颂英雄的剧本；6月至7月，又召开“戏剧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号召“以现代剧目为纲”，要求全国戏剧工作者“苦战三年，争取在大多数的剧种和剧团的上演剧目中，现代剧目的比例分别达到20%至50%”。[14]这是一个“戏剧创作跃进大会”。这一时期，中国京剧院推出了阿甲导演的京剧现代戏《白毛女》，杨白劳(李少春演)和喜儿(杜近芳演)对唱的优美唱段，一直传唱到今天；被打成右派(仍被观众喜爱)的叶盛兰也参与了排演。此外，青年演员谭元寿、马长礼、小王玉蓉、郝庆海等排演了《智擒惯匪坐山雕》、《草原烽火》等现代戏。不过，京剧名家而言仍以演出优秀传统戏为主，北京京剧团的主演马、谭、裘、张都没有排演现代戏。“以现代剧目为纲”的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名为“戏曲大跃进”实为大量粗制滥造的现代戏，依旧不能解决剧目贫乏的问题。1959年，文化部检查了1958年戏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周扬、田汉等人提出戏曲一定要“两条腿走路”:整理改编优秀的传统剧目和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要同时并举。由此，传统剧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对于戏剧演出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1959年，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首都京剧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热情。这年春，实力雄厚的中国京剧院与北京京剧团联袂合作创排新戏《赤壁之战》和《西厢记》。前者以新的历史观点重写，两个院团的名角几乎全上，形成了全国京剧界的最佳阵容。这两出新编京剧搬上舞台后，极为轰动。尤其是《赤壁之战》还引发了学术界热评。郭沫若发表了《为曹操翻案》的论文，并写出话剧《蔡文姬》的剧本交北京人艺排演，诠释为曹操翻案的观点。这三出剧都被遴选为参加国庆10年的献礼节目。此外，梅兰芳将豫剧改编为京剧的《穆桂英挂帅》、北京京剧团的《赵氏孤儿》，在唱腔、表演上都有很多高水平的新创造。国庆献礼之后，仍好戏连台。其中，中国京剧院的《白蛇传》可谓典范。而国家对京剧大师的关心，依旧令人感动。1958年3月9日，程砚秋骤然病逝，周恩来很难过，因脱不开身而委托贺龙代表他参加程砚秋的治丧事宜。[15]1959年、1960年，周恩来均召开纪念性的座谈会、观看程派剧团演出，研究程派艺术的传承发展问题。1961年8月8日，梅兰芳突然病逝，京剧界的一颗巨星陨落，国家也给予了隆重的追悼。在20世纪60年代初调整文艺政策时，周恩来也很关注京剧。1962年2月，周恩来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他说:“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16]。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文化部提出了“三并举”的方针，即整理改编优秀的戏曲传统剧目、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新编的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的革命现代戏，三者同时并举。这样，挖掘整理京剧传统剧目就有了更明确的政策依据。从“两条腿走路”到“三并举”，又是一个进步，更符合“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精神，对首都京剧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市戏曲学校，早期入校的学生经过艰苦学习，已在1956年、1958年、1959年、1960年陆续毕业。当时许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健在并任教，教学质量很高，学生们学得扎实，又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新型的戏曲演员。为了这批毕业生，北京市专门成立了三个青年京剧团: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中国京剧院四团、北京市实验京剧团。其组成人员都是京剧生、旦、净、末、丑人才中的一时之选，具有相当的艺术实力。比如，中国京剧院四团排演的《杨门女将》，年轻演员塑造人物不仅充满了朝气，而且技艺出色，尤其是演穆桂英的杨秋玲文武双全，舞台上光彩夺目。该剧一炮走红，观众甚为激动，报刊上好评如潮。北京电影制片厂立刻相中这部戏，迅速把它拍成彩色电影，也很成功。总的来说，虽然这时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但首都京剧工作者努力创作，佳剧迭出。比如，1961年田汉创作了历史剧《谢瑶环》，由中国京剧院排成，1962年首演即大获成功。此后，各地方剧种争相搬演，蜚声大江南北。此剧是中国京剧院的看家戏，也是杜近芳代表作，表演清新明快，柔美大方，融青衣、小生于一体，赏心悦目。此外，还有一出新编历史剧不能不提，那就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它与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61年初北京京剧团首演该剧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饰演海瑞的马连良，还一起吃饭。然后，毛泽东请他当场演唱，看完后对他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17]然而，江青于1962年7月间去找中宣部的陆定

一、周扬等领导，提出批判该剧，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东西。[18]但未被理会，于是又向毛泽东提出批判《海瑞罢官》，说该剧是影射现实，要批判。毛泽东未表态。不过，该剧很快停演。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斗争，并要求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会上，康生批判了小说《刘志丹》。1963年3月，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下发后，江青到上海组织《“有鬼无害论”》一文(5月发表于《文汇报》)，对北京昆曲剧院孟超创作并于1961年在京首演的《李慧娘》以及《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展开批判。《有鬼无害论》是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后称赞该剧的评文，发表于《北京晚报》“三家村札记”专栏。实际上，该剧首演后评价很高，康生曾亲手为饰演李慧娘的演员戴上“鬼发”。1963年4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大演十三年”(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三年)。柯庆施、张春桥、江青还以此界定社会主义文艺的内容和范畴，主张对旧戏剧、芭蕾舞、西洋音乐、美术等都应进行“革命性的根本改造”，使工农兵和现代英雄人物“牢固地占领舞台”。彭真明确反对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做法。1962年12月，彭真在一次听取文艺界情况汇报的会上就曾讲道:“艺术保存这么久，存些小害哪里改得了那么多?京剧还是写历史比较自然”；“应当找一批有政治、有理论、有文化修养的同志来选出一批京剧剧本”。[19]他认为，戏曲的正常发展还是要靠“三并举”的方针，并指示市委宣传部重申这一方针。邓拓等人还主持召开了相关座谈会。针对全国戏曲工作的重大分歧问题，1963年8月，周扬主持召开了首都戏曲工作座谈会，邀请北京戏曲界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与会，探讨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问题。会议认为应继续贯彻“三并举”的方针，并明确指出“推陈出新”并不等于就是现代戏。这一方针受到多数人的拥护。北京市文艺界积极贯彻首都戏曲座谈会精神和落实市委部署，各报刊发表了不少探讨性的文章，对“推陈出新”加深了理解，并积极执行。这时已参加北京京剧团的与马、谭、裘、张并列的五大头牌之一的赵燕侠，新排了田汉改编的《白蛇传》，艺术处理与上述中国京剧院的《白蛇传》有所不同，体现了“推陈出新”的精神。

三、一花独秀百花衰自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文艺领域的创作以“三突出”[20]为指导，以政治批判代替文艺批评，以文艺方向代替艺术规律，以“一条腿”代替“三并举”和“两条腿”。由此，京剧传统戏与现代戏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现代戏逐渐成为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政治推手，从而逐渐形成了京剧革命推动“文化革命”的局面。1963年春之后，江青来北京市进行所谓的京剧革命，抓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京剧的工作等，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接待并陪同。一个以“钦差大人”自居极端推崇现代戏，一个代表北京市委奉行“三并举”，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江青不许京剧演传统戏，不许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多年演传统戏的)著名老艺人登台演出，他们演现代戏也不行。在排演工作的方法上，也时有冲突。1963年冬，北京京剧团将《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地下联络员》的一次公演，票已售出多场，江青却下令停演。她还要求把“智斗”去掉，李琪等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智斗”非常精彩，是重头戏，因此坚持不能去掉。直到毛泽东主席看过戏(并提议更名《沙家浜》)以后，江青才不再提这件事了。[21]彭真、李琪对江青的专断行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彭真还让有关部门开了100出优秀的京剧历史剧剧目清单，准备让北京市的剧团上演。后来马连良等也被安排演出。对这些，江青公开说:“你们眼里没有我!”“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不听党的话!”[22]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社教运动时说:“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23]12月9日，江青将中宣部编印的简报上刊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于12日直接批给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说:“此件可一看。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from 本文来自九象.9xwang.，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电影、诗歌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者。……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24]此后，京剧现代戏立刻风起云涌，在全国掀起高潮。“写社会主义”、“演现代戏”也成了首都京剧院团必须努力的方向。中国京剧院排演了《千万不要忘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还排演了《杜鹃山》、《年年有余》《雪花飘》，新星京剧团排演了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北京实验京剧团排出了刘厚明创作的《箭杆河边》。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拉开序幕。仅大戏就有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杜鹃山》，上海京剧团的《智取威虎山》，山东京剧团的《奇袭白虎团》，内蒙古京剧团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北京实验京剧团的《箭杆河边》等。这一大批在思想艺术上有较高成就的京剧现代戏，为京剧这一严谨的老剧种表现现代生活、塑造新时代的人物形象，作出了有益的探索。6月23日，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观摩团主创人员，召开座谈会。座谈会上，江青做了所谓《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以来15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26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一讲话记录稿批阅说:“讲得好。”[25]7月1日，彭真在演出大会上讲话，说:京剧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根据这一精神，李琪著文指出:“京剧改革为的是发展京剧，不是消灭京剧，也不是改成另外什么剧。因之，决不能借口内容的改革而取消京剧的特色。”[26]6月27日，毛泽东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作了批示，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27]口气之严厉，文艺界为之震惊。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闭幕式。江青、康生到场，大谈文艺戏剧界的阶级斗争，点名批判京剧《谢瑶环》以及《北国江南》等影片。一时间，文艺界仿佛来了一场急风暴雨，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被贴上有毒的标签被打翻在地。而且，这股风还吹到了哲学、史学、经济学等领域，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不仅如此，江青还在酝酿着更大的动作。有了批判《李慧娘》的成功经验，她再次把目光转向上海。1965年，她在上海和张春桥等人密谋批判文章期间，曾把李琪叫到上海，半个月后江青才召见他，一见到李琪就指责说:“不准老子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28]同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