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教案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

[党课教案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发挥党员作用]党课教案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发挥党员作用教学对象：广大党员、干部教学时间：1.5小时教学目的：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懂得构建和谐社会是靠人自身的实践活动逐步推动...+阅读

党课教案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教学对象：基层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员明确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从而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练好调查研究这门基本功；教学提示：教学前应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有关调查研究的重要论断，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教学时间：1.5小时。内容提要：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制定和实施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前提，是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有助于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发现和解决问题、密切党群关系，提高各项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由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相统一的过程。今天，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应对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的背景下，作为执政党一份子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尤其需要具备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一、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传家宝（板书）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社会实际的调查与研究。恩格斯在居留英国期间，曾对英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从而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马克思曾拟定过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提纲和《工人调查表》。长达40年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早在中国革命早期，毛泽东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早的倡导者、探索者，也是最成功的实践者。1930年5月，在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还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亲自组织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 1956年，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初，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委的汇报，对全国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领导纷繁复杂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1 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到地方了解情况，“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邓小平、李先念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也先后21次出访52个国家，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些集中的出访和考察，是党和国家酝酿政策大调整大变动之初，对外部世界的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做了重要准备。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1993年7月，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会议上，江泽民专门就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发表讲话，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的重要论断。为了探索解决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建设问题，从2000年开始，江泽民先后深入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亲自主持召开了30多个党建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组织专门力量，就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问题开展调研。根据江泽民的指示，中央抽调了有关部门的80多位同志组成10个课题组到12个省市区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江泽民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做出了重大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我们党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 2010年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要求“建立健全调查研究制度，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基层调研每年不少于30天，市、县级领导干部不少于60天，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回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近十年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制定各项大政方针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正确指导。总之，无论在调查研究的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榜样。中共90多年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调查研究，制定的工作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忽视调查研究，制定的政策偏离实际，就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脱离，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损失甚至挫折。因此，加强调查研究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确实是一个关系党和人民的事业得失成败的重大问题，是党执政治国须臾也离不开的重要传家宝。

二、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板书）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新世纪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我国经济体制出现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出现深刻变动，利益格局出现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出现深刻变化。面对这一新形势，要继续完成好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的新任务，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要具备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功，以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执政水平。当前，面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以后的新形势、新任务，尤其需要党员干部更为自觉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因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是要不断地进行新老交替和不断地调换工作岗位的，老干部离开了领导岗位，新一批干部上来了，虽然老干部学习和调查研究的经验可以供新上来的干部学习借鉴，但代替不了新上来干部的学习和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从一个地区和部门到另一个地区和部门，都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即便是回到曾经熟悉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也不能刻舟求剑，还需要重新调查了解新情况。一句话，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党员干部必须更为自觉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但是，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时不我待的新形势、新任务，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重视调查研究、不善于调查研究的问题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有的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很少下去调查研究；有的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不深入实际生活，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有的自认为熟悉本地区本部门情况，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应不敏锐，对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应对不得力，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凭经验办事，拍脑袋决策；更有甚者，一些党员干部打着调查研究的旗号，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使严肃的调研变成了一场又一场“作秀”。凡此种种“伪调查研究”的实际行为和结果，不但偏离了调查研究的初衷和本质，而且损害了领导机关、党员干部的形象。其最为严重的危害为：一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公然造假作弊，领导一次次被蒙蔽，或者即使领导有察觉但也不点破，使这些地方和单位胆子越来越大，手段不断翻新．并且把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的做法移植、扩展到其他领域，导致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流失。二是少数地方在领导调研时搞“清场”、警车开道、驱赶“闲杂人员”，人为地拉大领导和群众的距离，人为地制造干群矛盾，有悖于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因此，面对调研工作中出现的“伪调查研究”这一新问题，党员干部尤其需要具备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在消除不愿调研、不会调研、被动调研顽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切实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党员干部锤炼调查研究基本功的努力方向（板书）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传家宝a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具备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本功。那么，党员干部如何才能通过不断锤炼，增强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呢？2011年11月1 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为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调查研究的基本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第一，思想上高度重视，进一步提升调研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员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真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从而继续胜利前行。同时，党员干部还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党员干部自身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因此，经常走出机关大院，走出办公大楼，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非常有益于促进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转变工作作风，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有益于深切了解群众的需求、愿望和创造精神、实践经验。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其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本身就是党员干部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反映，也是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反映。所以说，党员干部不论阅历多么丰富，不论从事哪一方面工作，都必须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增强调研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方法上始终坚持，进一步提升调研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党员干部要始终懂得：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共产党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进一步增强调研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尤其需要党员干部在方法论上，始终坚持这两条路线。调查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备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调查研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

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调查研究中能不能、敢不敢实事求是，不只是认识水平问题，而且是党性问题。只有公而忘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因此，党员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就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情绪，感受群众的疾苦，总结群众的经验，吸取群众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第三，制度上不断完善，进一步提升调研工作的程序性和经常性。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调查研究方面，我们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和党员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不断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使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该通过什么调研程序决策的事项，就要严格执行相关调研程序，不能嫌麻烦、图省事。对本地区、本部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问题，应坚持做到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提交讨论的重要决策方案，应该是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有的要有不同决策方案作比较。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措施出台，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要在建立、完善、落实重大项目、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真正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不断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调查研究，拿出一定时间深入基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亲自主持重大课题的调研，拿出对工作全局有重要指导作用的调研报告。对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认真执行，各级领导机关要经常督促落实。不断完善领导干部的联系点制度。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是防止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要“身人”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始终关心基层联系点，关心联系点的群众。到联系点调查研究，要与当地干部群众真心实意地交朋友、拉家常，通过面对面交流，直接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同时，还可有选择地开展蹲点调研。选择那些问题多、困难大、矛盾集中，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农村、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开展蹲点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惟其如此，党员干部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听取群众心声、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从而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为干事创业打牢基础。（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部）教学参考之一：警惕“伪调查研究” 打着调查研究的旗号或名为调查研究，实际行为和结果则偏离调查研究的初衷，背离调查研究的本质，因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研究。有学者把这一不良现象，称之为“伪调查研究”，并概括出了其种种表现：第一，在调查研究准备时，有倾向性地选择调查研究的地点，安排参加调查研究的对象，做足“准备工作”。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安排可靠的群众或干部充当“群众演员”并反复“排练”，把那些平时“不听话”“爱闹事”的人打发走或“控制”起来，避免他们和领导接触，以免“惹是生非”。一些地方和单位擅长搞突击整治，把有碍观瞻的东西遮起来、掩盖住，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还有些地方和单位想千方设百计打听领导调研意图，有针对性地准备材料。第二，在调查研究进行中，一些领导习惯于按照“设计”好的路线走，与安排好的“群众”交流，鲜有“现场发挥”。更多的情形是，前呼后拥，前来调研的领导被各级陪同人员和新闻记者包围。调研的基本程式是：和群众聊几句，到指定的现场转一圈，然后听取汇报，最后领导讲话。汇报单位则是有选择地汇报，需要报喜时报喜，需要报忧时报忧，而不把实情和盘托出。领导讲话一般先是表扬肯定，接着提出几条意见；而讲话也大多是事先起草好的，领导读一读，最多脱稿讲几句。第三，在调查研究结束后，往往是第一时间见报、第一时间上电视、第一时间整理领导讲话，或召开大会或下发文件加以贯彻落实。于是，领导完成了调查研究，下级完成了调研接待。对于如何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获得的信息、形成的共识上升到决策层面，关注不够，造成调研和决策“两张皮”，调研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伪调查研究”的出现是调研方和被调研方、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要防范和整治“伪调查研究”，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纠正调查研究中的不良风气，使调查研究回归其本义，使之切实成为各级党员干部掌握社情民意、科学决策、联系群众、为基层排忧解难的有效手段。教学参考之二：毛泽东：把调研当纪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年严重困难是怎么造成的？1961年3月毛泽东总结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部队、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所以，毛泽东要求：“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当年3月，毛泽东在给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信中还专门做了自我批评：“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如何把调研制度化、规范化，把调研当成硬任务、当做纪律来执行？毛泽东想到了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此，他专门指示要制定一个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61年1月8日，胡乔木拟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看后不满意，认为一是没有突出调查研究，二是“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忘”。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即：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即：

一、同劳动同食；

二、待人和气；

三、办事公道；

四、买卖公平；

五、如实反映情况；

六、提高政治水平；

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把“一切从实际出发”列入“三大纪律”之首，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进“八项注意”之中，足见当年毛泽东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决心和重视调查研究的程度。教学参考之三：邓小平调研：“问数字”和“爱算账” 邓小平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体现在调查研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数字”和“爱算账”。 1958年2月2日，邓小平来到四川省隆昌县郊新生高级社调查研究。他一到，楼丰乡党总支书记未全树、新生高级社社长叶邦友便掏出笔记本准备按事先拟好的提纲汇报。邓小平说：“不必了，还是我问到哪里，你们就讲到哪里吧。”他首先了解全乡有多少党员、多少团员，多少个党支部、多少个团支部，多少贫农、多少中农；接着问全乡的粮食亩产量有多少斤，社员一年能分多少斤粮食。当听到一个社员平均能分得600多斤粮时，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把现有水田产量提高一点，小麦多增加一点面积，让社员多分一点粮食。”在这次调查中，邓小平发现一些地方有虚报数字的现象。2月17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有的千斤县，实际亩产只有700斤。”会后他请谭震林研究一下，防止虚假统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翻两番”后将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1983年2月，邓小平踏上南下的列车，到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调研，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2月9日下午，邓小平从江苏来到杭州。一见到前来迎接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邓小平便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在苏州，与江苏同志主要谈到2000年是不是可以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问题……江苏从1977年至1983年六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依这样的发展，到1988年就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当听到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说浙江到2000年能翻两番半或三番时，邓小平问：“你们看，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铁瑛一一作了回答。 3月2日，邓小平回京后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具体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的规划，做到心中有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还十分注意用询问数字的方法来纠正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注意从算账里面探出工作中的虚实。他在每次视察和调研时，之所以盘问数字和亲自算账，就是为了准确地了解真实情况，发现报告和汇报中可能存在的虚假问题。邓小平常说，“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只要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他“爱算账”，不是就数字论数字，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