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

[制度根本性]制度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制度建设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建设，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党的执政根基和党的执政能力的生死攸...+阅读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1】

体制问题、制度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当前，我们研究制定“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问题必须提上更高议程。在体制改革中求发展，在制度创新中求和谐。用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这条“红线”，来统领规划思路，解读发展方略，实现富民目标，为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提供扎实的体制与制度基础。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体制环境，较之改革开放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上判断，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而且进入了一种进与退、破与立的交织状态。

许多旧体制被冲垮，但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存在;许多新体制已建立，但实质性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尤其是改革在一些根本性、关键性的部位停滞不前。

在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目前我国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革命性，努力提升全党全国人民更加锐意旺盛的改革意识和改革精神，坚持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原则，坚持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公正化和决策透明化的改革方向，正视和解决日益凸显的体制、制度和政策等方面所存在的不公平问题。

经济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不能因为市场化初期，尤其是市场机制尚未完善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动摇甚至否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也不能把一些“伪市场化”的问题，当成市场化本身来指桑骂槐、复辟倒退。

政治民主化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不能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割裂开来，也不能使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更不能让一些“伪民主”的东西披上“改革”和“与时俱进”的外衣登堂入室、袭以衣钵。

社会公正化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不能使那些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生存命运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远离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轨道。更不能使个别公共部门和行业假借市场化、社会化的名义，而把自身利益合法化、政策化、部门化和小集团化。

决策透明化是我国决策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透明，就没有公平;没有阳光，即必然腐朽;“明”制度不行，则“潜”规则盛行。实现科学决策，首先要实现决策的透明化。

当然，正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改革也不可能皆大欢喜。我们所以推进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体制不公、制度不公和政策不公问题及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冲突;就是要制止那些名曰改革，实则将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的行为。

为此，必须以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方略来切实推进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

在消除城乡二元体制方面，要确立“农不养政”的思想，建立向农民投资的财政、金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体制，消除束缚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体制鸿沟。

在重构公共经济体制方面，要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使国有经济得以发展，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国有资本得以增值保值，并主要投资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

在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方面，要努力解决个别部门和少数人权力垄断、决策独断的问题;权力与责任、收益与风险不对称的问题;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一体”、自行自议的问题，以及权力结构不合理、制衡机制不健全的问题。通过权力制衡权力;通过利益约束利益。

在改革党政干部体制方面，要在选拔、管理和淘汰体制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解决好“使用什么标准评价人，通过什么程序选拔人”的问题，畅通干部队伍出口的问题。革除赏罚不明、是非不分的官场流弊。构建“才有所展，劳有所得，功有所奖，过有所咎”的党政干部激励约束机制。

最后，我们要努力推进国家公共管理的透明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科学决策和社会监督的改革进程。

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党管干部“真正”体现群众意愿，组织任命“真正”得到社会公认等重大问题。通过不断地、切实地扩大党内和全社会民主，来提高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出更具活力、更加公平、更有正义的体制与制度环境。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2】

在影响和制约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诸因素中，制度“更带有根本性”。这是痛定思痛之后的一个充满深刻经验教训的结论。然而我们却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有意无意对这一结论的疑问。《扭曲的市场不是市场》一文(刊于2007年2月9日《XX日报》第15版)所表现出来的思路，就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这篇学术随笔中，马宏伟先生一方面指出扭曲市场、违背规律的现象在社会各个层面屡屡出现，成为难以根治的顽疾，“制度问题是一个根本性因素”;另一方面又提出“不仅要有好制度，而且要有‘好’人”。

作者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社会制度结构的完善，而且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的完善”，呼吁“加快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结构”，是很有见地也很有现实意义的。

然而，认为“一些很好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之所以会变形走样”，“一个基础性原因”，是“社会的文化结构还停留在过去”，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好”人比制度更根本。

因为按照马先生的逻辑，人们不难推论，如果没有“好”人，再好的制度也白搭。

制度是用来规范、约束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的。离开了人，任何制度都无法运行，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大致也就是马先生说的，“制度是嵌入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是需要制定、执行和运用制度的人赋予其生命力的”。不过，任一社会，都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指望把一种制度的“顺畅运行”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基础上，恐怕是不现实的。其实，如果大家都是“好”人，许多制度也就可以休息了。

马先生文中作为论据的英国出现的手机问题，除了说明先生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外，它还说明，任何一种制度都要因人而“异”，与时俱进。

马先生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不仅不否定文化、伦理、习俗、宗教等因素的作用，相反，只有充分认识这些因素在制度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深入了解具体制度运行的人文环境，才能有可能建立起有效的或曰好的制度。

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不是说任何一种具体制度都是管用的，事实上，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不能剜到篮中就当菜;也不是说有那么一种制度具有药到病除甚至包医百病的神效。

任何制度都有局限性，只是比较而言某种制度更好一些。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只是说就规范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在制度、文化、心理等诸因素中，制度是纲，是牛鼻子。只有把它牵住了，牛才可能跟人走。容易使一些人对此产生动摇的是“制度失效现象”。

制度明明摆在那儿，就是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这看起来是人的问题，其实质仍然是制度出了毛病，不对症，没有打在七寸上。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集体生产劳动普遍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建立过一些制度，如文革期间各地学习大寨的做法，实行评工计分，还是无济于事。

有人一直认为这是人的觉悟出了问题，进行爱社如爱家教育，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结果既不治本，也不治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立马见效。从马先生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英国手机问题的最终解决，靠的也是制度，即交押金的制度。万万不可被问题绕糊涂了。

归根到底，要把扭曲的市场“扭”过来，的确需要让越来越多的人“好”起来，需要多管齐下，然而，更带有根本性的，还是要在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上下功夫。劲儿一定不能使错地方。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