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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理论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原载《当代财经》2012年第3期

摘要：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长期关注。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是对制度变迁的某些方面作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课题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和梳理制度变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性理论演进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产权管制放松等文献成果，把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在一个范式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形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纲领。

尤其是，在研究内容、理论创新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制度变迁;管制放松;产权管制;研究范式;中国经验

收稿日期：2011-11-25

作者简介：何一鸣，华南农业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广东省特聘教授珠江学者，教育部特聘教授长江学者，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制度经济学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变迁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课题，除经济学外，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都能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学领域，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长期关注。不过，现有的文献大多是对制度变迁的某些方面做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课题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本文的目的就是在现有的文献和我们自己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把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在一个范式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如概念混乱或观点误解)、形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纲领。

那么，关于制度变迁，我们知道了些什么?从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中我们是否能够解读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制度逻辑?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被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制度变迁是受哪些因素的驱动，制度变迁会对经济绩效产生什么影响?第二，制度是如何自然衍生与演化，同时国家的产权管制放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进一步，中国的制度变迁和作为典型例子的农地产权改革与产权管制放松的内在关系如何?

现有研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框架。本文以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与中国产权管制放松为两条主线，分别把国内外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同时，总结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制度变迁的传统观点，并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重新理解制度变迁现象，发现现有的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农业)经济转轨的解释并不完整，从而突出制度变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可能取得突破的空间。

二、制度变迁一般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一)西方制度变迁理论的变迁

首先，产权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制度安排，Demsetz (1967)就声称当内部化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产权就建立起来将外部性内部化而产权制度同时发生变迁。[1]Schultz(1968)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认为制度是经济领域的一个变量，制度变迁则是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而引致的对新制度需求所进行的滞后调整。[2]在此基础上，North 和Thomas(1973)将西方世界之兴起归结为人口压力导致相对要素价格变化时，有效的经济组织要求产权的修正使支配产权的制定的制度发生变迁。[3]后来，North (1981)修改了1973年的观点，把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提出在竞争约束和交易成本约束下，面临双重目标的国家会导致低效制度的形成。[4]进一步，North(1990)认为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是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两个力量，加之规模经济、学习和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自我强化机制，使制度变迁出现路径依赖和锁定这两种轨迹。[5]受到North 的国家理论的影响，Ruttan和Hayami(1984)指出，由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

制度变迁可能是由政治家、官僚、企业家及其他人指导的创新努力的结果。[6]Lin(1989)总结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而后者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团体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7]但Yao Yang(2004)在一个一般化的经济环境下模型化了North 制度变迁的效率假说，他把上面的问题转变成了一个实施问题，即效率假说能否由一个博弈式来实施，这个博弈式包含一个政治过程和一个只有很少限制的新制度，模型证明制度变迁效率理论的有效性将取决于新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决定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8]新政治经济学家Acemoglu、Johnson 和Robinson(2005)的政治制度变迁

理论认为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分配，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框架，并对各种政策施加约束。掌握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通过选择政策增加自身的收入，并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其他阶层那里转移社会资源。精英阶层操纵经济制度以便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收入，使得为其他阶层提供产权保护的经济制度变得有效。[9]

此外，在制度演化方面，奥地利经济学家只关注秩序的内生性逻辑而很少进行实证研究。其代表者Hayek (1988)则强调社会秩序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相互调适中生成并经由一个演进过程而扩展的，且规则自身就能组织一种人之合作的扩展秩序。

[10]演化博弈论把Hayek 的制度演化思想模型化，用数学模型证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是有两个以上演化稳定策略博弈中的一种博弈策略，而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必然来源于若干个纳什均衡，即它是若干个纳什均衡中的一个，但被最终选择的那个均衡是由博弈不对称决定的。

进一步，Young (1993)用随机稳定均衡替代演化稳定均衡，从而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非正式制度会被一些随机事件所引致的演化过程而发生出来的新惯例所取代，从而形成非正式制度的演化。[11]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而North (1981)的意识形态理论则认为，在个人改变其意识形态之前，

必然有一个经验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仅仅相关的一套价值标准的单独变化是不能改变个人的观点和决定，但违背个人合乎理义准则的持续变化或其福利的有重大后果的变化，则会促使他改变意识形态。[4]但他强调，即使两个社会面临相同的相对价格变动并且建立起大致相同的初始制度，这两个社会仍然会在随后的变迁过程中，因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别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演化出相距甚远的制度安排(North ，2005)。[12]Greif (1994)在North 的基础上，指出人们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同时，在社会制度变迁中，不同的经济组织又通过吸纳新型博弈策略而改变所有的博弈信息，从而导致原来的博弈规则发生改变。

[13]Aoki(2001)沿着Greif 的历史制度分析方法(HIA )，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一种博弈参与者在博弈中不断修改其信念的心智过程，且当该信念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时，一种信念危机就会在参与者当中逐步产生，博弈均衡就会被打破直到新的博弈均衡出现为止。[14]

事实上，制度演化研究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已经由Veblen、mons 和Mitchell等近代制度经济学家运用心理学、认知科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知识作出重要的贡献。首先，Veblen(1899)在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过的制度的综合

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制度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15]mons (1934)在Veblen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某个人的一致性称为习惯，它只限于个人的经验、情感和预期;而习俗不只是习惯，它是造成个人习惯的社会习俗，即习俗是许多个人习惯的相似点，它是由集体的同样行动的他人的经验、感受和预期而不断重复得以形成。

[16]Mitchell(1910)沿着Veblen的观点，认为社会的制度环境迫使人类逐渐形成理性行为，而行为模式的理性化和一致性演化使各种文化和习惯等社会制度也跟着演变。[17]

其实，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一致性耦合关系，Smith (1759)早在300多年前已经有所论述：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个个体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律，和立法者试图施加的规则不是一回事。如果它们能够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类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结局圆满。

但如果两者相互抵触，那博弈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入高度的混乱之中。[18]到了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1987)通过对西方宗教改革的考察，发现新教伦理观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关键，尤其是加尔文改革后形成的禁欲主义天职观念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使清教徒具有一种合乎理性的组织资本和劳动的人文精神。

韦伯深信，社会制度的型构与演进虽取决于历史赋予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19]新韦伯主义经济学家Billig(2000)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非正式制度融合到社会正式制度分析当中，并视非正式制度为正式制度的型构和变迁的土壤，认为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如同市场经济中所通行的自愿契约交易原则一样，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所必备的伦理原则和理性精神，它使市场参与者以形式理性的精确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

并引导分工和专业化的演进，从而促使经济制度朝着符合人类伦理规范的方向发生变迁。[20]此外，Rosenbaum (2001)的模型也证明，制度的功能是在正式约束的隐性情景中扩充社会资本的存量，因为社会资本能够创造和维持自愿缔结行为，所以可通过非正式约束扩张社会关系网络以解释集体行动的问题，非正式约束因而依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21]这样，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交织一起并相互耦合共生共同缔造社会的整体制度结构系统。Roland(2004)则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出发，把制度区分为渐进式制度和急进式制度，并认为文化作为渐进式制度的典型，包括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在内，与技术和科学知识进步一样在理解经济增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2]因为制度移植的困难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习惯和观念对新规制的认可和学习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政治体制可顷刻变更，但文化的演进却是缓慢而非人为可操控的。所以，要使转轨国家实现成功的制度变迁，必须考虑文化因素，移植与当地传统冲突较小的制度安排以减少制度摩擦成本，提高制度转型绩效。

(二)制度变迁一般性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应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开始运用国外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修正了西方的制度变迁经济学，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

沿着North 的制度变迁研究范式，杨瑞龙(1993)针对中国的制度变迁由政府主导这一特点，提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由权力中心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之框架内，

为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将因难以解开North 悖论而面临一系列很难逾越的障碍。[23]沿着前文的思路，杨瑞龙(1998)根据地方政府在化解North 悖论中的重要性，提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说。[24]黄少安(2000)则提出了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的假说，认为政府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市场化方向能满足政府的目标函数，二者具有一致性。[25]邓宏图(2004)在杨瑞龙和黄少安等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构建数学模型证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决定非国有经济政策安排，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共同塑造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分岔状态。

[26]此外，何一鸣(2008a )认为中国区域性的制度变迁是由经济全球化驱动制度系统的整体开放，从而与外围制度进行竞争，并通过制度内生模仿机制和制度外部倾销机制实现外部移植制度安排和本土现存制度环境耦合。[27]区域正式制度的变迁是由于义理性下降和制度非均衡的出现，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后理性地设计并强加于社会、以正式政策文件的形式调整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从而获取仅存在于新制度而旧体制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外部)利润，最终实现新的制度均衡(何一鸣，2008b)。[28]

在国内非正式制度演化方面，汪丁丁(1992)首先把制度定义为所有正式规则无定义的场合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的惯例或作为标准的行为，因此当制度发生变革时，变革的力量总是寻找传统的薄弱环节实行突破，

而且成功的制度创新更主要来自传统内部而不是外部。[29]周业安(2000)在Hayek 的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的演进论框架，证明中国的制度变迁交织着政府选择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选择内部规则的双重秩序演化路径。[30]韦森(2003)借助演化博弈论的基本概念研究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指出在人们种种社会博弈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秩序以及从种种博弈秩序中固化下来或博弈者在博弈前和重复博弈中所理性制定和建构出来的种种博弈规则，就构成了社会种种制度，而制度的型构和演进是通过文化濡化机制和文化播化机制来完成的。[31]何一鸣(2008c)套用前者的框架解释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区域市场化制度改革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当地的非正式制度基础的支持，而该区域的非正式制度演化是通过民间网络以自发自愿的方式完成的。[32]综上我们可以发现，

制度变迁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体系，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但从产权管制放松的理论视角并基于博弈论的角度提出一套完整的经济逻辑体系的文献还相对较少。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的制度变迁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过程，具有制度变迁的一般性更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难以套用现有的一般性制度变迁理论进行解释。

而且，从实践上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从解除对微观经营单位的管制入手，逐步形成三位一体的放松管制制度结构。这样，鉴于现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需要，我们应该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视角获取一套可以理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体系和解释范式。

三、产权管制放松、分权化经济转轨与农地产权改革的中国经验

(一)中国财政分权与体制转轨中的管制放松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政府管制放松逻辑视角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或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的主流文献已经从上世纪末开始涌现，具体可以分为两条分支：一是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9)[33]为代表的政府发展战略理论。

该理论认为，为了推行赶超战略，政府便实施各种管制措施从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但政府发现这种扭曲性管制结构无法维持，就只好放松过去的三位一体管制，改为推行能够促使国家的比较优势得到发挥的发展战略。二是Qian、Roland和Xu(1999)[34]的政府分权理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

是因为中央向地方分权，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权力的分散形成地区间竞争从而硬化地方预算软约束，并有效地减少了政府干预市场所造成的效率损失。Lin和Liu (2000)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分权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是引致更多的投资来提高经济增长率。[35]胡书东(2001)的监督模型证明，

中央对地方的监督程度与监督难度成反比且监督成本与政府管理层次也成反比例关系。[36]Demurger(2001)把上述两种理论结合起来考察，认为中国政府给予原本就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各种推动经济开放和市场化改革的放松管制政策，从而更好地融入全球化的经济增长。[37]

但中国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放权过程，而分权只是放权的一个手段，中国在此之后财政体制安排的演化是内生于中国的放权历程和转型路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不是一般的放权让利，

而是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从而说明了改革与发展的互动是一个管制放松过程(张曙光，2007)。[38]同时，分权包含的内容有许多，财政分权只是其中之一，而中央对地方分权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投资决策等方面的分权，这些分权行为在更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政府对原来严格管制的要素配置、生产决策和产品流通放松管制的过程。

如果中国是一个转型过程中的小国，且只有一级或两级政府，则转型的过程就是放松管制。恰恰因为中国是一个转型大国，所以放松管制必须通过向地方政府分权来进行。

从这个意义上看，分权在很大程度上是放松管制的手段。其实，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在获得信息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必须通过分权来进行管制的放松(杨开忠、陶然和刘明兴，2003)。[39]按照上述的理论逻辑，

中国经济转轨的关键在于解除管制，特别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进行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绩效得以提高。陈钊(2004)的动态模型证明，中国转轨首先是政府放松对企业的就业管制，从而保证转型中国有企业产出效率的提高以及特有的低显失业状态。

[40]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具体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管制放松、对什么放松管制，也没有分析这种特殊的管制放松的原因、过程及其经济后果的内在机理和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事实上，基于信息成本约束的政府放松对分散决策单位的产权管制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和行为角色的重大变化。

由于市场分散性决策的信息成本过高成为政府资源权利配置的约束条件，所以政府逐渐放松对配置资源权利管制的范围，并让位于分散决策单位进行产权运用和调配。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转轨绩效的影响显著，是提高中国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何一鸣、罗必良，2009a )。[41]

(二)从中国农业制度变革经验证据到产权管制放松理论范式

诚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业摆脱了过去的困境，经济绩效比人民公社时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总体增长态势。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已经有学者沿袭新古典增长模型寻找资本、劳动力、创新等要素对增长率所做的边际贡献(冯海发，1992;樊胜根，1992;吴方卫等，2000;黄季焜，2008)。[42-45]事实上，与人民公社时代相比，中国农业的经济绩效之所以能够实现显著的提高，

是与产权制度因素分不开的，特别是农地产权的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制度保证。对1978年发生的中国农业经济制度变迁，主流文献有三条不同的解释路径：一是以Lin (1988)[46]为代表的学者从合作组织内部的监督、计量和激励等视角进行数理模型分析，随后徐刚(1997)、王红玲(1997)、

伍山林(1998)对该模型不断进行补充和修正;[47-49]二是运用计量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制度对农业绩效的作用(McMillan，Whale和Zhu ，1989;黄少安等，2005;乔榛等，2006);[50-52]三是将中国的农业制度变迁过程理解为国家制造、剥夺和局部归还农民所有权的过程，国家制造的残缺的集体所有权要求由集体来承担国家控制乡村的结果，

当农户对残缺的产权形式进行反抗从而迫使国家接受产权形式的变更时，效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Yang等，1992;陈剑波，1994;蔡昉，2008)。[53-55]

沿着上述第三类文献的思路，结合历史的经验事实，我们发现国家对农业产权管制显著的放松性政策安排早就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默认就意味着国家对农村土地无所不在的管制状态大幅放松，以此交换稳定的税收和低成本的管制体系以及农民的政治拥护。

国家解除人民公社产权管制的动机源于国家深入乡村社会所面临的财务难题，维持全面管制的费用上升速度快于收益上升速度，此时国家无力追加开支，产权管制放松就开始了(周其仁，2002)。

[56]另一方面，控制乡村社会几十年的人民公社终于被国家彻底舍弃，取而代之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以保证对国家上缴税收和承担农地经营责任换得土地的长期的自由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并承包上缴之余农业资源和非农资源的全部私人产权。此外，Liu 、Carter和Yao(1998)认为国家之所以向农民让渡部分权利，

是因为从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既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全国的食物供给。[57]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对财产权利配置的管制范围和程度越小，农业制度绩效就越高。所以，政府可以自由协约的产权交易的形式逐步通过市场的自然演化程序重新赋予农民自由配置资源的各种权利，增强农民对产权的行为能力。

这种通过政府配置资源安排渐进式地被自由协约所构成的市场价格机制所替代，也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何一鸣、罗必良，2009b )。[58]最后，有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转轨可理解为城乡产权管制放松程度差异引起的城乡经济(收入和消费)绩效差距(何一鸣，2010)。[59]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保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赋予并不断强化和保障农民承包经营权的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也是对农业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断进行探索的过程。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权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产权，因为它跟资源配置和效率联系在一起。所以，在管制产权绩效的RPP 理论范式下，

罗必良和何一鸣(2008)[60]进一步利用一个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分析政府放松对资源配置权利的管制所产生的制度绩效，从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若产权束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拥有如何最佳运用资源的信息的分散决策个人，则停留在公共领域里的租金耗散将会相对减少;产权管制放松既是一个产权集合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子集从被剥夺或删除到被部分或全部地重新赋予并界定的动态过程，

也是一个租金耗散不断减少的过渡阶段，更是自由协约构成的价格机制对政府配置资源安排的一种替代，因此，这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结果;外部权威放松对国有企业产权管制后，

国有企业因而能够拥有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即边际上或增量上)的产权，从而能够保证其中的某项资源投入到它们能发现的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节约了过去因资源权利扭曲配置所引起的内生性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人力资本产权管制放松意味着价值偏好、资源禀赋和生产技能各异的个体可以通过协约集聚在一起构成组织，

为实现合作效率各组织成员又专业化其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一套高效的分工网络。因此，人力资本产权管制放松其实是放松对劳动分工的限制，分工与专业化在解除管制之后通过市场的协调而不断深化，分工与合作的全部利益也能够得以实现，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四、制度变迁经济学的困惑、批判与反思

毫无疑问，这些主流文献的研究已经就制度变迁逻辑与中国制度变革策略给予了初步的答案，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事实上，何一鸣、罗必良(2010)已经构建了一个产权管制结构体制选择行为经济制度绩效的新SCP (结构行为绩效)理论范式以解释经济体制转轨现象，并利用1958-2005年中国农业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61]因此，中国的农业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农业资源产权管制放松的动态过程，也是租金耗散递减从而制度绩效递增的演进历程。即，产权管制放松是中国农业经济制度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

作为全文的最后部分，这里将对文献综述做进一步的延伸，从而提出未来的努力方向以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关键性问题。尤其是，产权管制放松应该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和操作性分析工具(何一鸣、罗必良，2011a )。[62]

1.在研究内容上，无论是经济转轨，还是农业改革，均可围绕产权管制放松这个中心展开，而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产权管制放松理论逻辑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一方面，North 式的制度效率论仅讨论了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冲突下推行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却未从产权管制放松的角度解释中国农地特有的制度变革现象;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进一步比较整个中国农业产权管制放松中的租金耗散和信息成本或直接或间接地估算出Coase 式的交易费用方程表达式。

2.在理论发展方面：(1)如何在产权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理论耦合视角下解释中国产权管制放松的生成机理，将管制对象的产权性质、产权管制环境的交易费用特性融入产权管制放松机制的分析，把交易费用的大小作为产权的歧视性管制放松边界，最后构建一个基于产权管制放松的新范式;(2)在产权管制放松逻辑主线下，用于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外生性交易费用应该与因租金耗散而产生的内生性交易费用进行权衡从而得到总交易费用最小化条件下次优产权契约均衡结构的理论内核;(3)产权管制放松的最终目标是赋予和保障分散决策个体的合法权利，这些权利的界定和实施又取决于它们与产权主体行为能力的匹配程度。因此，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产权能力维度提炼出两个关于制度匹配费用(广义交易费用)的结构假说与效应假说作为理论范式的保护带。

3.在方法论层面上，我们一直强调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其假设条件和论证方法，尤其是局限条件下人类争取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假设(何一鸣、罗必良，2011b )。[63]若把产权管制放松作为逻辑基础，我们能否从中推导出制度变革下人类经济行为之一般规律并得到可反驳的经济学意蕴?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产权管制放松是一个既真实又可操作的概念，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就是一个产权管制放松的动态最优化过程，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将产权管制放松纳入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尝试把制度变迁问题统一在一个逻辑自洽的产权管制放松理论范式体系下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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