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醉酒人刑事责任之中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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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醉酒人刑事责任是一个在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古代到近代的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都有对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和探讨。本文拟对中外关于醉酒人刑事责任的学说进行系统介绍，以期对醉酒人负刑事责任进行合理解释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醉酒人事责任原因自由行为

一、引言

从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古代、封建时期、近代时期均有规定饮酒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并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内容。总体而言，对饮酒、酗酒、醉酒及醉酒人犯罪的处罚处于日趋轻缓趋势，这是一种进步，是罪与刑远离残酷和非人道的表现，是人们对罪与非罪认识日趋科学的表现。然而，当醉酒行为本身与犯罪行为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必须从其严重的社会危险性上予以高度重视，采取刑罚措施对其进行打压。

醉酒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本文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刑事责任根据是刑事责任核心问题，是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理由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以及国家基于何种理由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有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刑事责任的根据是指法律上对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规定刑事责任以及具体的行为人据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被刑法规定为违法，是刑事责任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为什么能够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这就是刑事责任根据所要回答的问题。它旨在说明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原则的理由，从而揭示刑事责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样它也是解决醉酒人于醉酒后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为，刑法规定其应负刑事责任以及醉酒人据以对自己的行为承受刑罚处罚的理由。

二、域外醉酒人刑事责任学说的发展及刑法规制

在古罗马法及日耳曼法时代，多数学者皆认为，醉酒可以成为阻却或减轻刑事责任的事由。到了中世纪教会法时代，由于教皇极力反对饮酒作乐，因而对于因酗酒而犯罪的，认为是加重刑事责任的原因。这种思想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英法等国的刑法理论。

18世纪中叶，德国学者主张应区别因酗酒而实施危害行为的情形，分为可归责于行为人与不可归责于行为人两种，以确定其应否负刑事责任。这种学说很快对德国各邦的刑事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邦的刑事立法仅规定可归责于行为人之酗酒的刑事责任。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规定逐渐从立法中消失。

近代刑法关于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理论上主要有无责说与有责说两种：

无责说认为，刑罚应加罪于有责行为，醉酒人在醉酒之时，往往处于心神丧失状态，即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的状态，对于在这种状态下实施的危害行为，不应该让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

有责说则认为，酗酒者于实施危害行为时，确实处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状态，但之所以陷于这种状态，是完全受人的自由意志支配的。可见，在陷于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状态以前的饮酒行为本身就具有可罚性。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为维护社会秩序，对酗酒者的危害行为也应予以处罚。这种主张由于得到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迈耶、巴尔等人的支持，到了20世纪初期，有责说逐渐占了上风，为各国刑法理论和立法所采纳。

在当代刑法理论中，一般认为，醉酒人应为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有关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学说有三种：

一是预先故意说。这种学说认为对偶尔或者经常饮用酒精并处于醉酒状态的人，不能免除刑事责任，因为这些人是有责任能力者，他们并不具备无责任能力医学和法学的特征;一个故意饮用酒精并一直喝到意识模糊的人能够预料到产生的各种后果，包括法律后果，这是他们对酗酒和在这种状态中实施的犯罪负责任的根据。这种学说注意到了醉酒人不同的精神状态，并着重指出在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情况下，醉酒人对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在于行为人对后果的预见，但问题是，根据犯罪构成的一般理论，行为人在醉酒前预见的心理态度并不能等同于构成要件的故意和过失，也无法说明一般责任原则在此种情况下排除适用的根本原因。

二是公共利益说。这种理论认为，从生理及心理角度看，醉酒虽不是精神病，但它能在一定时间内导致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减弱甚至丧失;从社会角度看，醉酒之中又干坏事，则是错上加错。显然心理能力和社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只能以公共利益、社会政策为主，一般的刑法原则服从根本的社会利益。这种理论试图从社会利益角度揭示醉酒人犯罪负担刑事责任的原因，但却无法说明醉酒人实施危害行为本身具有可罚性，有忽视个人合法权益保护之嫌，并且其立论基础在于刑事政策优于立法而为司法实践所选择，更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危险倾向。

三是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提出，其目的在于设法提供对因故意或过失而招致精神障碍的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予以处罚的依据，而避免和传统的责任原则发生正面冲突。其基本内容为：行为人因故意或过失，即在自由意志支配下，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行为人应视为完全责任能力的人，负担故意或过失的责任。将此学说运用在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上，一般应理解为：由于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致醉酒、进而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醉酒是由于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如不可抗拒的原因，便应按实施危害行为时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实际状况，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可以看作是预先故意说的一种进化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极大的理论诱惑力，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在理论上长期难以达成共识。既然行为人的辨认控制能力是犯罪成立要件，为什么可以将在无辨认控制能力状态下实施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处罚的根据是原因行为还是结果行为，抑或同时包括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辨认控制能力及故意过失存在于行为之时，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上的责任与行为同时存在的原则，追究原因自由行为的刑事责任，是否违反该原则? 为了解释这种理论困惑并进一步论证原因自由行为学说的科学性，有学者指出：原因自由行为对于危害结果亦具有支配力，应把原因行为理解为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含前后相继而不可分的原因阶段与行为阶段。行为人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精神障碍状态下，从而实施危害行为，即使原因阶段与行为阶段行为人在心理上没有任何联系，也应认为行为人对行为的结果具有支配力。因此，刑法对于这种行为的阶段自然不能以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瞬间系在精神障碍状态下，而认定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或只有限制责任能力。这种理论现今得到广泛支持，成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的通说。

三、我国刑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规定的理论解释

我国刑法对醉酒人刑事责任的规定比较简单，1997年《刑法》第18条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由于立法对醉酒人的类型未做划分，也未对醉酒的原因做出细致分析，是否所有醉酒后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人都要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对醉酒及其后实施危害行为既无故意也无过失的醉酒人，究竟应负完全刑事责任或部分刑事责任?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首次将飙车、醉驾列入犯罪行为，并规定了量刑标准。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

(八)同时规定，有飙车、醉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成为理论探讨的焦点。

日本刑法学者大塚仁教授曾说过：在解决刑法上的问题时，要仔细观察社会的实际，提出符合社会实际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刑法理论必须是能够给社会带来妥当结果的现实的刑法理论。基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为了对立法做出合理的解释，醉酒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理论上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学者认为：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主要有三点：首先，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没有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次，醉酒是醉酒者自己饮酒造成的，并非不可避免;最后，酗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理应加以制止。由于这种论点多数论据并不科学而逐渐淡出理论争论之列。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术观点不断丰富，影响较大的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运用严格责任理论来解释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认为实际生活中存在着醉酒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就是一种严格责任。由于我国刑法理论贯彻主客观相结合的一般原则，并无英美国家刑法中所支持的严格责任存在的余地，因此，这种观点更多地受到了批判。

第二种观点认为，关于醉酒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实行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这是一般原则，而以实行行为的原因自由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实行行为视为原因行为的自然延续，则是一般原则的例外。这种观点基本得到了学界认同，但由于在借鉴原因自由行为理论解释醉酒人刑事责任问题时，只注意到了客观行为的界定，并未涉及相应的主观要件及责任能力认定的原则而略显不足，有些学者的论述恰好能为之补足，在认定醉酒人的刑事责任时，不能单纯从危害行为及危害结果发生时分析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是否存在，还要考虑行为人醉酒前的责任能力与状态和对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甚至要把醉酒前的这种状态，作为认定实施危害行为的醉酒人的责任能力和犯罪主观要件是否具备的主要依据。

第三种观点是以犯罪构成理论为基础，同时除说明醉酒人的危害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可以从刑罚目的及立法精神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等各个方面再作些论证，这样会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深刻把握法律关于醉酒人对其危害行为应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及立法精神。这种观点以我国刑法基本理论为研究工具，并注重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间的辨证关系，论述较全面，有成为通说之趋势。

四、结语

虽然原因自由行为学说还存在争议，但在刑法理论发展史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问题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接受过程，至今为止，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已得到大陆法系各国刑法学者的认同和刑事立法、判例的肯定。当然，应用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我们同样面临如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合理解释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以责任原则维持说为立足点，认为原因自由行为并未违背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的一般责任原则，试图在没有实行性的原因设定行为中寻找实行性，将实行行为提前到原因设定行为阶段，导致实行行为过于宽泛，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有理论媾和之嫌，为我们所不取;责任原则例外说则克服了这种困境，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现实危害性不容否认，如不处罚，则不合法理。为此，应在坚持一般责任原则的前提下承认有例外情形的存在，正如我国学者所言之所以确认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是为了防止客观归罪，从而坚持责任主义的立场。原则必有例外，只要这种例外并不违背设立原则的初衷，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承认这种例外。因此，与其对实行行为作牵强的扩大解释，不如迳行承认原因上的自由行为是责任能力与实行行为同在原则的例外。这就是说，以原因自由行为解释醉酒人负担刑事责任问题带有一定的限度性，它不能替代一般责任原则并排斥其在一般场合下的应用。

原因自由行为学说，本身是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规范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原因自由行为学说并不与犯罪构成理论相违背，也不与刑法上的一般责任理论相冲突，它只是二者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与修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解释醉酒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应在犯罪构成理论框架之下，以一般责任原则为基础、以原因自由行为为例外。具体而言，如果醉酒是因为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所致，对于在醉酒期间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行为人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并应区别对待：若行为是在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丧失的情况下所为，犯罪的主观要件以行为人对醉酒本身或醉酒后实施犯罪的心理态度为确认依据，若行为是在行为人未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所为，犯罪的主观要件以行为实施时行为人的心理态度为根据;如果醉酒是因为不可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致，对于醉酒期间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应根据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所处的实际精神状态，确定是无责任能力的人或者是限制责任能力的人，负担减轻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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