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

[试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批评话语文学论文]指瑕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批评话语。是针对文章或文学作品而言的。指的是指出其中的缺点、毛病并说明理由这种批评方法的形成与我国古代名实论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关...+阅读

内容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殖民研究在圣经批评领域迅速发展,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学理依据。后殖民文论与圣经批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关系:后殖民文论极大地拓宽了圣经批评的视野,为之提供了瞩目于帝国与被压迫种族之间关系的新视角;圣经研究对于东方学乃至后殖民文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关键词:后殖民文论圣经批评东方学萨义德

一、后殖民圣经批评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运用后殖民文论对圣经这部古老经典进行现代评判,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学术界普遍承认,后殖民研究在圣经批评领域已得到迅速发展。然而也有人提问,甚至从根本上质疑本命题立论的合理性:后殖民研究与圣经批评确有关联吗?易言之,这部形成于古代的经典适合用当今流行的后殖民文论进行剖析和评价吗?引发这个问题的是一种假设:后殖民文论更适合观察和解析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及反殖民主义文学;或者说,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当是近代以来形成于欧洲殖民化过程中的文学现象。这种质疑和假设并非没有道理。欧洲的殖民化在性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的殖民事业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国家向东方渗透的主要目的不是殖民,而是垄断当地贸易,向宗主国源源不断地输送所需的财富(如咖啡、香料、茶叶、糖、烟草等,以及奴隶);而后来的欧洲殖民者则侧重于榨取被征服民族的贡品和其他形式的资源,他们重构了那些民族的经济运行模式,将其卷入与宗主国互为一体的共存关系中,以便达到人和自然资源的双向流动: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移居于东方殖民地,另一方面是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奴隶持续不断地流入西方宗主国(Loomba 3-4)。伴随着这种历史进程,相继出现了反映帝国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文学、传达殖民地本土作家声音的反殖民文学那是当一种话语世界轰然崩塌而让位于另一种话语时,在语言、知识和自我认识方面所出现的变化它继而演变成后殖民文学,以及在非殖民化时期所产生的对帝国主义持否定态度的民族主义文学(博埃默11)。毋庸置疑,后殖民理论完全适用于研究这些与近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依共存的文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殖民理论只能用来研究它们,原因是显见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并非仅仅发生于近现代,与之相关联的文学写作也并非仅仅出现在近现代。早在世界古代史上,一系列大帝国就在地中海周围的西亚、北非和南欧地区此消彼长、盛衰沉浮,诸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叙利亚、亚述、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等。陆续写出并编成圣经的古代犹太人及初期基督徒乃是在这些帝国的政治阴影笼罩下写作的,这一事实注定了圣经文本的某些篇章会程度不等地带有与近现代殖民主义文学、反殖民主义文学、后殖民文学及民族主义文学相类似的性质,以致当代后殖民学者津津乐道的一系列概念,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普世主义、扩张主义、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探险、侵略、蓄奴、移居、流散、抵抗、反叛、去殖民化、全球化,以及新殖民主义等,皆可直接间接地用于对某些圣经文本的分析。正因为圣经文本中含有错综复杂的殖民主义及反殖民主义观念,它在近现代史上才可能被殖民者一再用为他们实施征服和殖民行动的工具,同时也能被受压迫者用为抵抗外来侵略、摆脱殖民统治的武器,这一史实成为后殖民圣经批评得以合理进行的又一学术切入点。此外,正如斯果维亚所说,18至19世纪是批判性的圣经学术在欧洲不断发展的年代,也是全球性欧洲殖民化过程的鼎盛阶段。圣经学术不可能运行在真空中,其诠释学理念也不可能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彼此隔绝,由此,追溯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便成为后殖民圣经批评的重要使命之一,也使其合法地位的确立得到又一个学术筹码(Segovia,Biblical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38-40)。

二、后殖民文论对圣经批评新视野的开拓后殖民文论与圣经批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关系。一方面,后殖民文论大大拓宽了圣经批评的视野,为之提供了瞩目于帝国与被压迫种族之间关系的新视角,这对于第三世界读者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圣经批评对于东方学乃至后殖民文论的建构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其形成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切实可行的操作范式做出过不少贡献。后殖民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看作一种世界上无处不在的现实。据此维度分析《希伯来圣经》和基督教《新约》,可以发现一种基本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处于中心位置的大帝国,另一端是依附于中心的边缘性族群;这一总体的对立状态又导致一些次生的、附属的二元对立,诸如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文雅与粗野、发达与欠发达等。这一分析维度特别强调帝国意识形态在古代文本中的投射,以致许多关键性问题凸显出来,比如,边缘性族群如何看待一个被帝国主宰的世界,以及那个世界中的时尚生活?中心如何看待和对待边缘性族群?历史是如何被这双边共同构想和建造的?双边分别如何理解压迫和正义的概念?透过这一视角阅读圣经,会发现在《但以理书》第l一2章的叙事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欲将但以理等以色列青年驯养成帝国的忠顺奴仆,但以理则借解梦之机向尼布甲尼撒宣告:以色列的国度必定灭绝那一切的国而存留到永远;《启示录》的作者以神异的想象和奇幻的场景告慰正在遭遇迫害的基督徒:一切与基督为敌的势力(诸如象征罗马帝国的巴比伦、撒旦或敌基督者)不论外表如何强大,都将难逃最终覆灭的命运。将后殖民视角引入释经史领域,也能得出一些新发现,那便是圣经诠释被历史上的殖民者习惯性地用于支持强国对弱小民族的入侵和压迫,《约书亚记》、《士师记》中的一些段落尤其成为侵略有理的神圣文本依据。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被进一步分解成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敬神与渎神的二元对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依附于大帝国的边缘性族群进而被迫在宗教上附首称臣。由于近现代释经著作中留有帝国的浓重阴影,一些关键性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涉及西方宗主国的圣经解读如何讲述帝国与边缘性族群、压迫与正义、世界与其中的生命、自我与他者、传教与皈依、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关系等问题。后殖民文论与圣经批评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