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适应新常态实现弯道超越

[如何准确研判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有两个新的基本特征很明显。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从多年来保持的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这是由国内外经济发展背景和环境决定的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结果...+阅读

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适应新常态实现弯道超越

新常态需要新心态新作为尊重并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状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不足，而总需是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因此，我们只能用产出总量由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20世纪末期，资源耗竭、环境破坏、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

近年来，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观经济的失衡。这集中表现为国民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率）过高。如果继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

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就面临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以上分析说明，我们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找到新增长动力。

根据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历史经验，这个新动力集中到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要以冷静的平常心态来对待GDP的减速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是客观因素决定的，我们就只能用平常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态对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强刺激和大规模投资的老办法去把增长速度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表明，用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时效变得越来越短。经济学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另外，用强刺激的办法，大规模进行投资，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宏观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经达到甚至超出公认的警戒线。最近个别企业资金链断裂、“跑路”的事件频频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都发出了警示信号。

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低迷。这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必须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用平常心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态势，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在GDP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质量，优化结构和提高增长效率，过去被GDP数量所掩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并趋于激化。具体表现，一个就是使减速过快，造成很多问题。另外，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如果不能通过提高增长质量得到弥补，我们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许多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许多历史欠账无法得到补偿。如果减速的同时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度，虽然数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会比过去的低效率、高增长时期还要多。从国际范围...

如何看待我国经济稳增长的各种压力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发达经济体增速变化轨迹相比，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2014年我国GDP增长7.4%，今年一季度增长7%。与过去多年的两位数增长速度相比，尽管我国经济增速在“换挡”，但无论从国际横向比较还是从历史纵向上看，7.4%或7%的增速都不算低，既有继续处于合理区间的“面子”，也有各项民生指标稳定增长的“里子”。

经济发展的“面子”，是稳增长取得预期目标，主要体现为国民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放眼全球，我国经济连续保持33年高速增长已属世界罕见，7%左右的增速仍然是全球比较高的增速，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主要发展中国家。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2.4%，欧元区增长0.9%。并且，由于基数巨大，7%的增速所对应的增量已经达到约8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含金量是非常高的。

经济发展的“里子”，是各项民生指标继续明显改善，主要体现为老百姓“有活干、有钱挣”。“有活干”，是指就业情况总体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将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把创业和就业结合起来，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惠民生成效显著。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超额完成了全年目标。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1.9%。今年一季度就业继续稳定增长，城镇新增就业324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稳定的就业形势为民生改善、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有钱挣”，是指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比去年全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216元，同比名义增长11.1%。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在不断提高。

近期，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有所回落，但经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就业和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断得到增强。从长远看，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空间从容应对各种挑战，顶住各种压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经济新常态对财政政策的挑战是什么

“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而货币政策也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人们期望央行能够运用单一政策来解决多个甚至具有内在矛盾的目标。然而，诸多条件决定了当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其目标和工具都存在内部协调难题。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与GDP的相关性都在弱化，这使得数量型工具的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未完成、利率与汇率政策缠绕在一起、价格与数量工具难以联动等，也使利率工具效果有限。对货币政策自身来说，应该把重点放在努力创造其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方面；从外部政策协调来看，则应弱化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过高预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等其他手段的主动性。进一步就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来看，一直就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核心内容，但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问题。

一方面，有过多的被动性政策协调压力。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中，有许多被动性因素会产生较大的政策协调难题。关注这些因素，有助于在最优政策协调过程中，事先认清各种外在干扰和影响，并做出恰当的政策反映。例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都影响到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以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对于这些典型的协调难题，显然目前还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另一方面，两大政策制定者之间缺乏动态协调机制。一则，财政与货币当局构建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对于政策配合来说具有深远的制度含义。但是从我国情况来看，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通道，甚至近年来随着政府体制改革而不断弱化。

在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下一年政策姿态之后，实际上两大政策部门就基本陷入了“各自为战”的状况。二则，在我国，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独立性都存在一定模糊性，公开性和透明度严重不足，这使得两大政策当局间的协调缺乏有效基础。长远来看，两大政策协调需要抓住几方面重点。一是从总量目标来看，作为传统的两大政策协调重点，往往致力于“松”“紧”结合的需管理政策。将来这方面的政策创新，不仅应注意尝试更多的“松”“紧”搭配方式，而且需理顺政策传导机制，对“松”“紧”的程度从模糊目标到逐渐量化，此外更需要围绕政策服务对象与功能，进行多样化的配套合作。例如，一方面货币政策主要作用于总需，但通过推动构建适应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与消费主权社会的金融服务体系，能够对于资源配置和生产率提升有正面促进；另一方面在政府亟须“瘦身”而且“让利于民”、“让权于民”之时，与动用投资性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政策相比，更重要的是采取灵活的税收政策，尤其是更有力度的减税政策，可以通过不同税种更有效地影响总需和总供给。

所有这些着眼点，都拓展了两大政策的协调空间。二是从结构性目标来看，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一直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实体经济结构问题，应该是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对金融结构问题，则是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当然也有二者并重的，例如，国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下的流动性管理问题，就是两大政策协调都大有用武之地的领域。三是重视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协调。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面临更多外部约束，也有了更多协调配合空间。例如，在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要大于财政政策，随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市场化改革，货币政策也受到制度约束而产生内外平衡困境。在此情况下，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和避免冲突，成为具有挑战性的新领域。

四是着眼基于特定领域或市场的政策协调。例如，在发展绿色和生态经济方面，既需要财税政策的引导，也需要金融创新工具的支持。再如，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题，除了从金融视角着手，更需要先解决降低税费压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