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趋势高增长的探析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实践因素探析]1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关于教师的培养问题，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质量，教育质量的提高又在于教师教学...+阅读

近几个月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等呈现出下调势态，对此，很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认为中国经济极有可能从此滑入慢车道。回首过去，每次经济下调，总会引发出过度的忧虑。1998年～1999年的经济下调（降至7.8%、7.6%），甚至使一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会出现类似美国1929年～1933年

的大危机。目前面对这两年14.8%、14.7%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人们还高呼中国的通货在紧缩。显然，当经济下调时，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过于悲观不可取，要从对经济发展基本趋势的把握角度去认识短期势态，要分析短期势态会不会改变长期势态。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我国经济的基本趋势呢？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特定的国情和体制特征进行分析可以判断，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还会是高增长。当前的经济下滑属于阶段性调整。

我国经济具有强劲的增长冲力

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尽管出现过阶段性下调，但经过短暂的调整，随即转入高增长，因而总体上呈现为持续高增长势态，而且上冲力异常强劲。

首先，从1979年～2007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8%，在全世界位居第一，比世界总计多出6.8个百分点，同期高增长的印度、韩国、新加坡分别为5.7%、6.4%、7.1%，而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为2.9%、2.2%、2.4%。经济连续29年9.8%的增速应该是奇迹，足以说明其内在的增长冲力异常强劲。

其次，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看，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增长率会出现较大幅度周期性递减现象，但我国并没有这样。上世纪80年代，我国gdp总额从4545.6亿元增长到16992.3亿元，此间，经济增长率有5年达到10%以上。及至上世纪90年代，gdp总额1999年增至89677亿元，比1989年增长了4.27倍。经济规模显然急剧扩大，但此间增速并未放缓。进入2000年之后，2003年～2007年连续5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可见，在这3个时间段，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因为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张而降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表明中国经济的上涨冲力强劲。

再其次，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冲力强弱不仅要看价值指标，更要看实物量指标。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出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1978年，我国只是棉布产量世界第一，目前煤、化肥、水泥、粗钢、电视机、鞋等都已全世界第一。从1978年～2007年，中国新兴产业产品产量增长倍数远高于gdp增长倍数，比如彩电、冰箱、空调、汽车，分别增长了2.10万倍、0.15万倍、40万倍、0.06万倍。

人口规模“托底”，中国具有举世无双的消费市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保持长时间高速增长，不可能没有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即便是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也不可能例外。改革进程中，中国的消费扩张与经济增长保持了高度的同向性。就总体趋势而言，30年期间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率与年均经济增长率差距不大。

目前，就消费量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手机市场（持有量5亿部）、电话用户市场（9.8亿用户）、国内旅游市场（16.1亿人次）、网络市场（2.9亿上网人数）、服装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黄金饰品市场，第三大医疗市场和奢侈品市场。近10年是中国消费扩张的加速期，原来属于发达国家消费进步支撑点的通信产品、汽车、网络产品等成为中国新的消费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经济增长率虽然降至9％，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高达21.8％，超过2007年4个百分点。中国消费急剧扩张有三大成因：一是人口膨胀。30年间人口净增长3.6亿。13亿多的人口规模自然导致基本生存资料需求膨胀长期化。二是工业品物价下降。上世纪80年代通胀特征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幅双涨，90年代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2000年后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高涨、工业品价格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家电产品即进入价格下降通道。2000年之后，家电产品和通信产品价格加速下调。30年间，商品零售价格定比指数（以1978年为100）仅上涨了2.76倍，远低于gdp和工农业产品供给增速。物价下行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各类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三是居民收入普遍增长。3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按定比计算，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6.3倍。居民收入的增长为有效需求增长奠定了基础。

综合看，中国消费扩张具有特殊的人口基础，物价稳定和收入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基本条件。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人口规模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消费增长起到了托底12全文查看作用。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扩张是以人均水平加速提高为基础，中国则主要以人口规模为基础。

中国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30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快速膨胀，从1981年～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31倍，同期gdp增长了50倍。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如此

之快绝非偶然，其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公共产品供给拉动。

近年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使公共产品供给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速，生态保护投资、大江大河治理等投资均保持高速增长。今后这些方面的投资仍会保持高增长。

二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从1995年～2007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市人口增加了2.4亿，如果把1亿多农民工也考虑进来，城市人口总量近7亿。城镇化率的提高必然直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等投资的急剧膨胀。

三是集权型行政管理体制。我国是上级政府直接领导下级政府的国家，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采用了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基本依据的、包含数十个指标的政绩考评体制。其规划的大部分指标都要体现发展速度、投资增长率。这使得下级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考评目标。可见，投资扩张在中国有着坚实的体制基础。

四是最终消费拉动投资。2007年我国与最终消费关联度高的一些行业，投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8.5%）、废弃资源和废旧资料回收加工业（120.2%）、房地产业（32.2%）。

上述四个因素，在我国属于长期性因素，是决定投资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其效应不会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而减弱。

可见，我国经济高增长是有特殊支点的，而且这些支点的力度未来不会减弱。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处于回调势态呢？

首先，物价上涨抑制了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初期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抑制经济增长。从2004年开始，投资品价格上涨，大部分金属材料都上涨了1倍以上，表面上把gdp推起来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但最终却挤垮了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物价上涨人为压缩了消费扩张空间，使人们有限的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生了较大的矛盾，最终在产业终端锁定了产业增长的边际。比如商品房销售，近年来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大部分城市3年内房价上涨1倍以上，大城市房价均已达到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20倍以上。这显然超过了大部分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挤压了购房支出的扩张空间，从而导致了普遍性的住房销售成交量萎缩，最终结果是房地产业陷入困境。目前很多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购进的高价原材料在国内外产品需求萎缩和价格下调的条件下消化不出去。比如钢材，2008年上半年价格上涨30%多，下半年陡然又下降了40%多，价格大起大落使高价位购进钢材的企业陷入成本消化危机，同时也把钢铁业推入大面积减产、全行业亏损境地。

其次，前期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抑制了经济规模扩大。近两年为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了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贷款规模等手段拧紧了货币供给闸口。同时，国家严格审批大型投资项目、加强价格管理。这些措施把流动性的释放锁定在一定区间，限制了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规模。在此背景下，自有资金相对充实的企业和政府工程尚可运转，但成长型中小企业则一下子跌入资金融通困境，投资增长率下降。

再其次，发达国家经济大幅降温。近5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变就是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2007年已达67%，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5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仍达60%。因此，我国经济难免与世界经济同向变动。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大幅度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有效需求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是供求均衡增长的结果，当产出扩张超过有效需求扩张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调。近年来，我国产能高速扩张。如化学纤维、纱、冰箱、汽车、电解铝等的产量5年间都增长1倍上。但与此同时，政府消费支出、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的增长均在1倍以内。这实际上形成了阶段性产能过剩。如果此时上游产品价格处于下降或稳定势态，那么，就可以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下游产品价格来促成供求平衡，但现实是从农产品、能源产品到原材料都处于价格上涨势态，这使产能过剩转化为增长阻力。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投资增长率的国家，这种阶段性产出过剩阻滞经济增长的情况是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有的，比如1989年和1996年两次经济下行。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未消失，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依然稳固，出现阶段性回调是多种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所致，从经济周期化变动规律角度看并不奇怪。由此出发，可以说重新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必要，但不能盲目扩张，既要重视困难，又要冷静分析形势，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12全文查看近几个月来，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出口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等呈现出下调势态，对此，很多人产生了极大的担忧，认为中国经济极有可能从此滑入慢车道。回首过去，每次经济下调，总会引发出过度的忧虑。1998年～1999年的经济下调（降至7.8%、7.6%），甚至使一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会出现类似美国1929年～1933年

我国经济具有强劲的增长冲力

改革进程中，我国经济尽管出现过阶段性下调，但经过短暂的调整，随即转入高增长，因而总体上呈现为持续高增长势态，而且上冲力异常强劲。

其次，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看，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经济增长率会出现较大幅度周期性递减现象，但我国并没有这样。上世纪80年代，我国dp总额从4545.6亿元增长到16992.3亿元，此间，经济增长率有5年达到10%以上。及至上世纪90年代，dp总额1999年增至89677亿元，比1989年增长了4.27倍。经济规模显然急剧扩大，但此间增速并未放缓。进入2000年之后，2003年～2007年连续5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可见，在这3个时间段，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因为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张而降低，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表明中国经济的上涨冲力强劲。

再其次，衡量一国经济增长冲力强弱不仅要看价值指标，更要看实物量指标。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出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1978年，我国只是棉布产量世界第一，目前煤、化肥、水泥、粗钢、电视机、鞋等都已全世界第一。从1978年～2007年，中国新兴产业产品产量增长倍数远高于dp增长倍数，比如彩电、冰箱、空调、汽车，分别增长了2.10万倍、0.15万倍、40万倍、0.06万倍。

人口规模“托底”，中国具有举世无双的消费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经济增长率虽然降至9％，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高达21.8％，超过2007年4个百分点。中国消费急剧扩张有三大成因：一是人口膨胀。30年间人口净增长3.6亿。13亿多的人口规模自然导致基本生存资料需求膨胀长期化。二是工业品物价下降。上世纪80年代通胀特征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幅双涨，90年代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工业品价格小幅上涨，2000年后通胀特征是农产品价格高涨、工业品价格下降。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家电产品即进入价格下降通道。2000年之后，家电产品和通信产品价格加速下调。30年间，商品零售价格定比指数（以1978年为100）仅上涨了2.76倍，远低于dp和工农业产品供给增速。物价下行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各类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居民家庭。三是居民收入普遍增长。3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按定比计算，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5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6.3倍。居民收入的增长为有效需求增长奠定了基础。

综合看，中国消费扩张具有特殊的人口基础，物价稳定和收入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基本条件。其中，至为关键的是人口规模形成的消费需求对消费增长起到了托底[]作用。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收入增长背景下，消费扩张是以人均水平加速提高为基础，中国则主要以人口规模为基础。

中国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

30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始终快速膨胀，从1981年～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31倍，同期dp增长了50倍。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属于典型的投资拉动型。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如此

之快绝非偶然，其成因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公共产品供给拉动。

上述四个因素，在我国属于长期性因素，是决定投资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其效应不会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而减弱。

可见，我国经济高增长是有特殊支点的，而且这些支点的力度未来不会减弱。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处于回调势态呢？

首先，物价上涨抑制了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初期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抑制经济增长。从2004年开始，投资品价格上涨，大部分金属材料都上涨了1倍以上，表面上把dp推起来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但最终却挤垮了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物价上涨人为压缩了消费扩张空间，使人们有限的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生了较大的矛盾，最终在产业终端锁定了产业增长的边际。比如商品房销售，近年来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大部分城市3年内房价上涨1倍以上，大城市房价均已达到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20倍以上。这显然超过了大部分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挤压了购房支出的扩张空间，从而导致了普遍性的住房销售成交量萎缩，最终结果是房地产业陷入困境。目前很多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购进的高价原材料在国内外产品需求萎缩和价格下调的条件下消化不出去。比如钢材，2008年上半年价格上涨30%多，下半年陡然又下降了40%多，价格大起大落使高价位购进钢材的企业陷入成本消化危机，同时也把钢铁业推入大面积减产、全行业亏损境地。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未消失，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依然稳固，出现阶段性回调是多种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所致，从经济周期化变动规律角度看并不奇怪。由此出发，可以说重新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必要，但不能盲目扩张，既要重视困难，又要冷静分析形势，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