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思潮与青年思想的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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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的引领历来是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当代政治学中有个热门领域叫政治合法性，政治实践中有一项重要工作叫政治社会化，应该说都和政治思想引领相关。今天，把政治思潮和政治思想引领结合起来作为题目，和大家一起交流，主要考虑到我们共青团是一个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组织，我们的工作中，思想引领是核心要务；在思想引领中，政治思想的

引领是重中之重。而做好政治思想引领工作，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熟悉曾经和正在影响青年的政治思潮。下面分三个题目和大家讨论。

一、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还有哪些政治思潮在影响青年？政治思潮起源于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应该说，目前中国的政治思潮，都是源自于上个世纪初中国存在的政治困境和问题。当时中国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治发展困境：一是被西方列强欺负，国权不保，民族不独立；二是30来的专制传统，压制个人权利，西方的启蒙思潮东渐后，民智开启，渴望自由；三是贫富两极分化与上层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腐败，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对平等充满渴望；四是传统文化被西学冲击，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导致社会的脱序与文化的失范。围绕这四个困境，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仁人志士开始了不懈探索，形成了四大思潮，它们是：——针对列强的欺压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最迫切的诉求是独立，孙中山以及后来的国家主义学派都可以作为代表。——针对专制压抑个人这一矛盾而激发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潮，这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舶来品，最迫切的诉求是自由，胡适堪为代表。——针对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形成的以国家权威来实行社会分配与干预经济的左翼思潮，最迫切的诉求是平等，社会主义思潮可以纳入这一范畴。——针对文化失范、社会失序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防止社会文化失序的新保守主义，最迫切的诉求是稳定，梁启超、严复可以说是早期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经济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这四种思潮再次活跃起来，并结合现实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了设计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等四种思潮。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五四时期几种思潮的延续。这四种思潮中，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它对我们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冲击最大。认识自由主义思潮，需要从诉求和学理两个方面入手。从诉求上看，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设计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是不一致的。他们的一些主张，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公职选举、联邦共和等等，我们认为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是，如果仅仅认识到这个层面，无疑是比较肤浅的。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本质的冲突，还要从学理上作判断。朱学勤曾经对自由主义的学理有个概括，他说：“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我觉得，这个概括还没有触及本原。更深一个层面，要看理论出发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大的分歧正是出现在理论出发点上，也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歧。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有两条路线。第一条线是从个人的权利出发，认为个人优先于集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学术路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整合——市场经济——分权政治——小政府——开放性社会；第二条线认为集体高于个人，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能实现价值，于是有了这样的学术路径：集体主义——权威主义——行政整合——计划经济——集权政治——大政府——总体性社会。在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两种路径的思想都有萌芽。比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种路线，在几千年的学术发展中，争论不断，胜负难分。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两种路径都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催生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个孕育了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以，我们评论自由主义，一定要看到它的一个思想根源；我们捍卫社会主义，首先要守住我们的底线。在这方面，美国的总统幕僚还是厉害的。1998年克林顿到北大演讲，他引用胡适的话，讲了很大篇幅的个人自由；布什到清华演讲，拿出了很大篇幅讲社区精神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在中国顶尖大学演讲，美国总统没有直接宣扬他们的三权分立、两党竞争等制度，而是普及个人自由、社区精神的理念，实际上是在思想起点上和我所争论：到底是应该个人服从于集中，还是集体服务于个人？价值理念上的取舍决定了后面的制度设计。目前，自由主义思潮在青年中是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大学生群体中，比较流行。我在大学阶段，自由主义思潮属于前沿思想。那时候，能够独立思考、关注中国现实问题、有不同于官方说法见解的人，容易受到低年级同学的仰慕和追逐。我就是这样跟着12全文查看师兄混了大

一、大二两年。三年级的时候，感觉这样不行了，始终跟在别人后面，什么时候才能超越他们呢？于是，我一头扎到图书馆，读了一年的书，重点是政治学的名著，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到洛克、卢梭，从托克维尔、穆勒到哈耶克、罗尔斯，不管懂不懂，反正是把政治思想5来的发展历程追踪了一遍，逐渐对自由主义思潮有了点学理上的印象，悟出了前面朱学勤概

括的那几条。接着读下去，又发现朱学勤说得还不全，我们还要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个根源上去分析自由主义。现在，我们都已经成为党的青年干部，具体从事着思想引领工作。对自由思潮的认识如果仅停留在政治诉求层面，显然是不够的；停留在学理的言说上，也是有欠缺的。我们面对自由主义思潮，还应该注意把它和中国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能够向青年解释它和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异同，并且能够向青年指出这一思潮的缺陷和不足。我觉得，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温和的学术精神与激进的政治诉求之间存在矛盾。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舶来品”，在西方是一种宽容的、渐进的、温和的学说，按照朱学勤的说法，这一思潮“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为构建”。它是作为西方政治实践的事后总结与阐释出现的。但是，到了中国，自由主义却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方案，试图迅速在中国大地上“兑现”。无论是“全盘西化”的极端口号，还是89风波的街头行为，都可以看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采取了先验的、激进的、攻击性的态度，这和原产地的学术精神是相悖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强烈的“兑现效应”逼迫很多思考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理念。应该说，大家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是不存在异议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些美好价值，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由此，自由主义有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多个论敌。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出现了三种思潮，对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冲击。第一个出现的是以新权威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保守主义最初是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和反思者出现的。被奉为保守主义鼻祖的柏克就是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上写就了《法国革命反思录》，这一著作也成为保守主义思潮之滥觞。在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出现和西方很像，也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反思出现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1986年4月，北大博士生张炳九在一次沙龙演讲中，主张在中国现阶级采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发展中的商品经济的需要。1988年7月，上海学者萧功秦在北戴河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新权威主义”一词。1989年1月，吴稼祥发表《新权威主义述评》一文，对新权威主义进行全面介绍与界定。而此时，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已经如火如荼。新权威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我觉得吴稼祥的一句话比较形象。他认为，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我接触到新权威主义是在大三。那时候我正在西方政治学原著的晦涩艰深中苦苦挣扎，对政治学的枯燥渐感绝望。忽然看到了新权威主义论战的文章，特别是读到了吴的这句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比喻，顿觉眼前一亮。原来政治学和现实是如此紧密，政治学家的笔下也可以如此生动。当然了，新权威主义还是有很多论述逻辑的，限于时间，我们不能展开介绍了。第二个抨击自由主义的思潮是民族主义。这种思潮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其实在89前，就有王小东对《河殇》的批判，可以看作民族主义思潮的萌芽，但没有形成思潮。90后，随着中国的强大与发展，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西方的利益纠葛，特别是网络空间的迅速形成，促成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整合、流行与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的内容可以通过四本书来概括，即：《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和最近出版的《中国不高兴》。民族主义者广泛讨论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主张各异，但有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他们深深地担忧民族的利益，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忧虑感和使命感。民族利益至上与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在很多领域是相冲突的。到底是人权高于国权，还是国权重于人权？注定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激烈论争。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两种思潮展开了话语权之争。民族主义挟道德上的正当性，把任何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和指责都视为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从道德上加以诟病，“帮凶”“卖国贼”等是有些bbs上屡见不鲜的词汇。自由主义者则讥笑民族主义目光浅薄、孤陋，是民粹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总的来看，这两种思潮的论争更多的是相互攻击，学术讨论往往发展为对动机的置疑和道德上的批判。第三种与自由主义论战的思潮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左派。新左派的“新”，是指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新左派的“左”，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西化潮流。“新左派”能在笼罩在自由主义语境下的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要“感谢”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生活景况的冲击，使被自由派知识分子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社会成员的越来越多的质疑。于是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乘势而起，他们为“弱势群体”代言，抨击市场弊端，重提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挑战自由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经典诉求。新左派就这样形成的。与中国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言路相比，当代中国的“新左派”成分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毛式平等主义者，强调平等的最高价值，对毛泽东、文革和改革等问题有很多重新考量。二是自称为自由主义左翼，以甘阳、王绍光为代表，前者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基政治成熟，后者强调以国家强大推动民主建设。三是秉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有识之士，汪晖、崔之元等为代表，在全球化时代力主中国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毅然捍卫“批判思想”的锋芒。以上向大家简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讨论政治问题的四种思潮以及由此发生的三次大的争论。做个简单小结，代表个人看法，不是很准确。如果说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巨人，偶尔有一点感冒。各种思潮不请自来，申请当大夫，并开出了药方，那么——新保守主义开出的是板蓝根，不太好吃也不太好看，但是治中国人的病还是挺管用的，所以新保守主义是不可爱但却可行的药方。——新自由主义开的是抗生素，而且是糖衣包着的。这个药效用很大也很好看，但是从对症下药来看，用这付药略显超前，吃完以后可能会有后遗症，所以自由主义是可爱但不可行的药方。——新左派开出的是脑白金，这是保健品，很不错，好吃好看，而且怀旧。有些时候，有些症状，吃了这付药是管用的，但如果脑白金打出广告说能让人活回30年前去，那就不太可信了。——民族主义开出的药方是老白干、二锅头。他们认为中国不是有病的问题，而是中国长大了，精神头不够的问题。喝了老白干，酒壮英雄胆就能上山打虎了。老白干喝完了会兴奋会勇敢，但是喝多了会干出傻事，酒醒了之后会追悔莫及。

二、面对政治思潮的多样化，主流意识形态有何因应之策？古今中外，任何政权都有其主流意识形态，任何统治者都会努力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大都把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时搞一些“篝火狐鸣鱼腹丹书”、“三统”、“五德”之类的君权神授论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手段无外乎文武两途。武的手段比较出名的人物是秦始皇，大搞焚书坑儒。

但是效果不好，唐朝有个知识分子还写诗讽刺这位“祖龙”：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后来者吸取了秦始皇的教训，提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一方面，保持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肉体上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通过“高考”指挥棒，牵动读书人的思想；设馆编书，通过掌握“审查权”销毁对统治者不利的思想。比如，清朝编了四库全书，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当前，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在历史竞争中形成的，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党的指导思想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适应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的过程。具体来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其意识形态要经历一个从分裂转向整合、从激进转向保守、从封闭转向开放、从批判转向指导的过程。

1、从分裂转向整合革命党为了“革”当权者的“命”，首先要找到当权阶层的反对群体作为依靠的力量，因此，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都具有比较鲜明的群体区分意识，倾向于把社会划分为对立的人群。比如，陈胜吴广起义，是以贵贱来划分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孙中山推动民主主义革命，最初是以民族来动员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但是，一旦革命成功，革命者变成了执政党，社会中所有的成员都成为其治下的子民，那么意识形态就要代表所有的人。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成功者，都会从原来“斗地主”的热情中退回来，声明自己“受命于天”、“抚育万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也不再提“驱除鞑虏”的口号，反而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号召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都是顺应时势的正确之举。我们党在革命阶段，首要任务是要明确自己的依靠力量，找到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革命时期，严格区分贫农、富农、地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些成分，是需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在获得政权，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后，继续按照成份区分人群，就会造成政权依靠力量的减少。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上极“左”思潮盛行，在政策层面坚持区分出身和成份，先是分出了“黑五类”，接着又扩大为“黑七类”，最后变成了“黑九类”，知识分子“有幸”忝列其中，成为臭老九。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被看作敌人专政起来了，那么谁来维护政权呢？谁来建设国家呢？从文革的阴影走出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改革开放开始后，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革命的队伍，扩大政权的依靠力量。老干部复出，右派摘帽，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在意识形态上，党的理论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了共产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扩展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2、从激进转向保守激进与保守，是意识形态坐标中的两个不同方向。革命，作为一种暴力改变现状的活动，从来都是和激进主义结缘的。但是革命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秩序、延续传统、崇尚和谐，保守主义思潮就有了用武之地。卢梭的思想是典型的激进主义。在和平时期，作为激进主义思想家的卢梭显然不受人们的欢迎。1778年，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卢梭在街上被马车撞倒，继而被野狗扑伤。报纸将标题写成“卢梭被狗践踏”，贬损之意毫不掩饰。然而，革命在一步步走近。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渴望变革的群众呼声，排斥了保守与理性，呼唤着激情与反抗。卢梭的思想地位迅速发生变化。1791年，国民公会投票给卢梭树立雕像。吉昂内斯看准时机，说卢梭正在成为大革命的象征。很快，对卢梭的崇拜成为社会的潮流。后来的历史大家很熟悉了，吉伦特派执政，把卢梭思想从民间思潮上升为国家统治；雅各宾派执政，把卢梭思想从政权合法性基础变成指导一切的天条。罗伯斯比尔自命为卢梭的信徒，呼之为“圣人”，他的著名的宣言——我就是人民，来自于卢梭的公意理论。以激进主义号召革命是成功的，但是在执政后坚持激进主义就会出现问题。卢梭的思想辉煌于罗伯斯比尔，倒塌于罗伯斯比尔。在公意理论指引下，人民的意志可以超越任何法律与制度，而罗伯斯庇尔，这是道德的化身，也就是人民的化身，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要在这种意志之下重建一个新的社会道德，要改造人心。这样的逻辑下，需要肃清人民的敌人，不可避免疯狂的屠杀。从敌人开始（封建势力），到朋友（比如吉伦特派），到自己人（如丹东），直到自己，罗伯斯比尔也登上了断头台。如何能保住革命的果实，不重蹈罗伯斯比尔的覆辙呢？很多思想家进行了反思。包括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还有专门研究革命的布林顿的《革命的分析》。他们的结论不一，但是都有一条就是革命到掌权，都要经历一个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型。布灵顿的研究最有意思，他通过比较美、英、俄、法四国的革命，概括了革命的四个阶段，即旧制度的垮台、温和派统治时期、激进派统治时期和热月反动。而热月反动阶段，正是意识形态从激进向保守的转型时期。从激进到保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对待财产权的态度。革命党历来是主张“均贫富”的，因为这样对贫苦的大多数来说是有号召力的。但是一旦获得了政权，还以随意剥夺财产权为常态，就会失去人心。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都没有恒产了，心就会随风摇摆了。3月8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始审议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是我们党执政意识的一次重要提升。

3、从封闭转向开放意识形态有一个边界问题。这是坚定革命信念的需要，也是保证组织战斗力的需要。只有严格坚守底线，才能分清敌我，才能巩固好阵地，才能坚定必胜的信心。在革命年代，我们经常听到“划清界限”这样的术语，可以说明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从思想、认识、感情、行为上划清界限，既是意识形态封闭性的逻辑结果，又含有实际的组织功能。既是对所有人“道德净化”的普遍要求，更是对家庭出身有问题者的绝对命令。对革命者来说，这是世界观改造的入门主课。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封闭要求逐步降低。毕竟社会实践是发展的，社会生活是多样的。执政党如果坚持把意识形态固定在条条框框内，就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最终脱离群众。苏共在执政以来，对意识形态采取严格的管制措施，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过度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传播和出版实行适度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种政策不仅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另一特点，即意识形态的极端脆弱性。其结果，不仅是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环境中造成了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无力同现代世界的各种理论思潮进行交锋，而且由于它是在一个极端封闭的意识形态“温室”环境中培养“理论队伍”的，因而又造成了“思想精英”的弱不禁风。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们党做得要比苏共好。尽管历史上我们也有过“左”的教训，但是总体上我们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更是以开放的姿态、宽广的胸襟，吸收非主流思潮的合理观点。比如，在经济政策上，吸收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主张；在社会政策中，注重新左派提出的合理诉求；在对外政策上，充分考虑民族主义的呼声。

4、从批判转向指导这一转变意味着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执政党在对待党外思潮的方式方法上有所调整。革命时期，党的意识形态是诸多解决中国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案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学说处在同等的竞争位置，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思潮采取批判的斗争策略。我们翻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一篇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翻开第二卷，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野”的思潮，其最初是以批判旧有思潮的姿态横空出世的。中国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依然存在，只不过侧重点由理论转向实践（理论批判的任务已经由马恩完成）。翻开毛选，可以看到若干以“反对”作标题的篇目，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投降活动、反对党八股等等。从领导革命到执掌政权，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对待党外思潮特别是异见上，是否还要保持批判、斗争到底的态度呢？答案是：要根据执政地位的巩固情况和执政任务的转变情况。一般来说，执政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执行斗争政策。但是，随着执政地位的完全确立，就不宜再把以批判为导向、以运动为方式的意识形态政策进行到底了，而是应该在策略上做出调整。原因有二：一是不容易控制结果。党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优势。继续坚持批判运动，容易扩大化，错杀无辜，伤及同志。这在反右、四清等运动中都有实证。二是容易被敌对意识形态利用。当我方占据绝对优势，而敌人不成气候的情况下，如果我们高声大喊：敌人，你出来，我和你单挑！你说这是抬举了敌人呢，还是抬举了自己？我看是降低了作为执政党的身份。别忘了，我们可不再是当年和各种思潮挤在同一条河里争上游的队伍，我们已经上岸了，应该担当起裁判的角色。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政策上实现从批判向指导的转变。最近，《六个“为什么”》出版，在第一篇里区分了指导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不同层次，我觉得很好、很高。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排斥指导思想的一元；既要坚持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这样，就把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突出出来。如何进行指导呢？这是个难度很大的题目。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要注意的。一是要有超然的姿态，不要轻易陷入争论，把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对方辩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不争论”，最近又提出“不折腾”，这都是高明之举。反正政权在我手里，时间和实践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手里，那就先干起来，用事实说话吧。二是要吸引更多的运动员加入。对裁判来说，是希望一个人参赛呢，还是希望百舸争流？答案肯定是后者。意识形态政策，也是如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可以避免一家独大，又可以突出“裁判”的重要性。从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力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其处于被打击的地下状态，但是，却最出现了89年的风波；90年以来，自由主义登堂入室、广为言说，为什么反而没有形成挑战政权的声势和行动呢？我觉得，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多种思潮的兴起功不可没。思潮多了，更多的会变成学术之争；涉及实践，大家都会谨慎。三是要善于设置比赛科目。其实就是要掌握话语权。社会上讨论什么，大家关心什么，不能由着各种非主流思潮兴风作浪。思潮的内容我们可以不干涉，但是思潮讨论什么题目，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有引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对此有认识，他说：“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最近几年，我们党牢牢掌握话语权，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适时提出了政治文明、科学发展、共享改革成果、构建和谐社会等课题，都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三、在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最难：一是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