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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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田锡;宋代;文学批评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生于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进士及第，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着有《咸平集》五十卷，今传世。在宋初，田锡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出现的，然而.他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的文学批评格局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观念虽然是唐代古文观念的延续，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自己不同的气象。宋初的古文家们继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论宗旨，韩愈、柳宗元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他们摹仿和学习的范本，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在对古文进行具体批评的过程中，宋初的古文家们提倡文道合一，为文平易，反对艰涩，其目的在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引导整个宋代的文风，使之向雅正的方向发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开等人，其中，柳开的成就较为突出。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元，后更名开，字仲鳖，意在表明他努力开辟古道的诚心。在着名的《应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导出今古的道德仁义相同，表达道德仁义的文章也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这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由此。他又进一步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在这里，柳开落后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他反对辞涩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种亦步亦趋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变化与通脱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傅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对古文的态度，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实际上，王氏是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文的，他也主张为文平易，但是.他却抓住了传道明心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积，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鸡，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古文观念，和柳开相比，要开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学创作的本真。

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禹傅.由于对文学的意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视界比柳开开阔、通达，是自然而然的。田锡也加入了古文讨论的行列。他继承了传统的古文观念，推崇传统古文理论所强调的文章教化意义，但是，又不拘泥于传统。从他的古文观念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理论观念的通脱。他与名重当时的柳开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凸显了他古文观念的独特性。

在《贻陈季和书》中，田锡表达了他的古文观：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正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苟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在这里，田锡慷慨陈辞，主张人之有文，经纬大道。他明确指出了得道与失道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显然沿袭了传统的古文观念。他也提倡文学的教化作用，推许古代先贤的文章在达道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应该说，这是古代文学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田锡的可贵之处并不在这里。在对唐代古文思想继承的同时，田锡还有着自己惊人的创新。他深入发掘了文与道的关系，认为文章之经纬大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扬教义;二是艳歌不害于正理。他说：迩来文士，颂关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

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关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惊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文章有常与变两种情形，无论是常还是变，都显示了文章存在的合理性。

田锡认为，歌功颂美，乃文之常态;逸词狂歌，乃文之变也。李白、乐天(白居易的诗歌，都是相对于常态的文之变也，可是，他们的文章，即使大儒端士，也没有人非议。至于恢诡谲怪的李贺诗歌，却受到了韩愈、柳宗元的高度赞赏，就更加说明了变态之文存在的合理性。这说明，艳歌不害于正理者的创作状况是存在的，这类文章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田锡关于艳歌的议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之语。

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对文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要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多种形式和多种内容并存。当时的大多数人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云：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词之华于理，不恶理之患于词也。理华于词则有可观。王禹僻《五哀诗》(哀高锡)亦云：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

一个讨厌辞华于理，一个批评五代艳冶，对华艳的文风都不能正确对待。在这种情形下，田锡认为，只要艳歌不害于正理，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是他经过审慎思考所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论田锡与宋初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