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洲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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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考察了以德国、法国、丹麦、荷兰和瑞典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现状，认为在大多数欧洲学者的视野中，当代中国文学不是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垃圾。

但也没有受到极为系统性和规模性的研究。

但欧洲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某个时期、某种现象、某个作家或作品的研究也的确具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国内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借鉴。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学;欧洲汉学研究

一引论

西方的中国研究被称为“汉学”(Sinology)。

发源于欧洲，逐渐波及到西方各国。

它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逐渐涉及到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和其他方面。

比起中国学者的西学研究，西方的汉学研究尤其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是相当少的。

因此，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无从知道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的看法。

2006年12月的某一天，德国当代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当代文学。

顾彬的言论不管是出于偏见还是炒作，都引起了中国当代作家和学者的反思。

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创作究竟是垃圾还是精华，西方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和研究究竟有多少，这成了当前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

本文拟对德国、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状做一宏观概述，以便从另一个角度反观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成败得失。

二欧洲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说起欧洲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首先需要一提的自然是沃尔夫冈顾彬了。

顾彬现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及现代文学和思想史的研究。

作为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顾彬近年来出版的重要著作有《红楼梦研究》、《中国诗歌史从皇朝的开始到结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严格说来，谈欧洲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

顾彬的研究是不能算数的，但顾彬又的确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有深刻的了解，在谈到中国的当代小说家和诗人的时候，能发表自己独到的尽管被中国学者认为是偏见的见解。

比如他认为以绵绵和卫慧为代表的“美女作家”的创作是垃圾，姜戎的《狼图腾》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除了顾彬以外，海德堡大学的巴巴拉密特勒教授也是一位重要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

2001年2月22-24日，“重新思考文化大革命”国际研讨会在海德堡举行。

巴巴拉密特勒教授的论文“Tobe or not to be――Making and Unmaking the Yangbanxi”用细读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举一反三，对于作为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标本的样板戏所产生的背景、性质、意义、影响等提出新的观点。

他说：“在这篇论文里，我试图说明样板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寻常意义上的判断，说毛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造成艺术上的离经叛道，实际上是一种误导。早在40年代，特别是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中国的传统戏剧已经被迫适应新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了。所有的样板戏所遵循的戏剧规则在那时已经形成了。”作者强调样板戏的创新手段是为了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阳刚的无产阶级风格，在艺术上使用了一种“语义上的武断”。

这种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段，被定位成为一种“样板”的因素，通过广播、电影、短篇小说、人物绘画和雕塑等形式规定给文学艺术创作，传达给受众，被定位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密特勒没有把样板戏这种文化现象放在大的历史背景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个传承过程中去看，忽略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传统的颠覆性破坏和对文学艺术个性生命的根本上的扼杀。

密特勒单纯从一种艺术流派和风格的角度评价“样板戏”和“文革”文学作品，这种割裂历史的评价是片面的，但这正是西方学者关心的题材和评判的尺度。

法国人很骄傲，对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化，他们往往不屑一顾，但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他们却颇为推崇。

这种推崇不仅反映在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上，也表现在他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关注方面。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术通讯名为《神州展望》，这个刊物有一个栏目是“艺术、文化和文学”。

专门介绍中国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

中法文化节的建立更进一步促进了法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

法国“中国文化年”期间，史铁生的《宿命》以对生命本原的深邃哲理思考，毕飞宇的《青衣》以触及灵魂的震撼，引起出版商和读者的共同关注。

阿来反映藏域风情的《遥远的温泉》、迟子建充满东北乡村气息的《香坊》等作品也在“中国文化年”期间得以推介和出版。

2004年3月19日，法国文化部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余华、李锐“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这标志着外国政府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成就的承认。

尤其是译成法文的莫言小说《丰乳肥臀》在法国很受欢迎。

原因是它让法国读者看到了中国复杂而变异的人际关系，还有中国人与自我、与社会的抗争。

有一位汉学家谈道：“《丰乳肥臀》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学中的含蓄感。莫言的文笔中有一种下意识的冲动……这种风格使人联想到通俗文学，同时又可从中看到革命文学的影子。这种文笔本身就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贾平凹的作品也在法国有一定的影响。

1997年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之后，贾平凹又在2005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

当然，法国人最熟悉的当代中国作家还是高行健。

高行健(1940-)创作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剧作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并因其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

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

他的小说和评论集有《灵山》、《一个人的圣经》、《没有主义》等。

不过，由于高行健在20世纪90年代移居法国，他已经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作家了。

更有意思的是，浪漫的法国文学评论家不像德国的顾彬，对中国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不屑一顾。

在九丹的《乌鸦》和卫慧的《上海宝贝》之类的小说里，法国人看到的不是“美女作家”，也不是其中的“身体写作”。

一位文学评论家说道：“在我看来。

《上海宝贝》以及其他‘美女作家’的成功与其说是归功于其文学价值，不如说是由于中国社会对其过于强烈的反应。

正因为这些书是年轻女人写的，她们笔下所描述的人和事与中国传统观念的冲突就被放大，是对女性应有的形象规范的一种冲击。

再说，这些女作家喜欢把自己摆放在幕前，将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混在一起，抹掉了它们之间的界线，这种做法本身又是对社会的一种挑衅。”“‘美女作家’不是一个文学现象，也称不上是文学流派，而是一个社会现象，从社会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是一种难得的现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法国人对中国“80后”作家韩韩的《三重门》也颇为推崇。

法国人喜欢《三重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他们看到的第一部反映当代中国少年生活的作品。

在韩寒的作品中，法国人看到的不是一个天才，而是一个聪慧、敏感、迷茫的孩子，带有他同龄人共有的偏激和自我表现欲。

以玩世不恭的人生观抵御社会的压力。

不过，在他们看来，小说主人公林雨翔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恰恰是健康的。

一位文学评论家说：“透过这个少年，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观念仍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社会，一个被时代牵引着快速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而生活在这个巨大漩涡中的少年们挣扎着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自身的平衡点，以求不被吞没。”

除了德、法以外，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定的译介和研究。

在荷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初见规模。

著名翻译家柯雷和汉乐逸合作译出了1978年以来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的作品选，他们包括顾城、多多、北岛、芒克、王家新、柏华、杨炼、琼柳等十位诗人。

这两位汉学家一方面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与中国作家的接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坛的现状，及时地向荷兰及欧洲汉学界提供中国当代文坛的最新信息。

库斯奎柏和爱德布兰基斯廷合作编译的《新中国小说》(1983)介绍的小说家包括“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卢新华，以及新时期具有开拓精神的作家刘心武、陈国凯、茹志鹃、王蒙和高晓声。

马利莎-班杰斯和爱利丝德琼合作编译的中国当代女性小说集出版于1988年，收入了王安忆、宗璞、张辛欣、张洁等女作家的代表作品。

当代荷兰的两位最多产的小说翻译家是库斯奎柏和林特希比思马。

前者翻译了高晓声、戴厚英和张洁的代表性作品，后者则在1987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包括王蒙的四个短篇小说和王安忆的一部中篇的文集。

1988年和1989年，林特还接连出版了张贤亮的两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1990年他又推出了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在上述这些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要作家大都有了荷兰文译本，其中翻译最多的作家当数张洁，她的作品包括《方舟》、《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和《祖母绿》。

这些小说在荷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均有着一定的影响。

比较有影响的小说还有谌容的《人到中年》和古华的《芙蓉镇》。

正如伊德马所总结的，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形势是令人鼓舞的，其标志是一大批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正在成熟，他们活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领域，许多空白还有待于他们去填补。

在北欧诸国中，瑞典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最有影响，这主要得力于汉学家马悦然等人的努力。

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的马悦然教授曾断言，中国作家之所以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好的西文译本。

虽然他的这一断言曾惹怒了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但他对中国文学的精湛的翻译还是促进了中国文化在瑞典的传播。

除了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以外，马悦然也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为了使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马悦然翻译了《毛泽东诗词全集》、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和长篇小说《旧址》以及高行健的小说戏剧集及长篇小说《灵山》。

马悦然还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

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

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

1983年，马悦然用瑞典文翻译出版了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北岛和顾城的诗选《海岸与被宠坏的孩子》。

1986年他编辑翻译了《中国八十年代诗选》，其中包括“朦胧”诗人北岛、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人的作品。

马悦然的翻译功底在翻译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

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

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

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

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

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却能将《灵山》译得非常漂亮，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

马悦然之后，瑞典的另一个著名汉学家是罗德弼教授。

罗德弼早年思想激进。

1968年革命浪潮席卷全球时，罗德弼成天捧读《毛泽东文选》。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了哲学和俄语的学业后，罗德弼带着满脑子“又红又专”的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去找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学习中文。

罗德弼早年的中国情结，对他日后成为著名的汉学家起了重要的影响。

他在瑞典驻中国使馆工作期间，和不少中国作家和学者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学术交流关系，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潮的发展走向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也是使得瑞典的汉学居于欧洲前列的一个必要保证。

2000年5月，罗德弼还在斯德哥尔摩主办了“文化阐释”国际研讨会，使北美、欧洲的汉学家得以和中国国内的学者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诸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可以说，经过高本汉、马悦然直到罗德弼三代人的努力，斯德哥尔摩大学终于成为瑞典当代汉学研究的中心，并且影响了其它学校的汉学研究。

由于瑞典汉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都有着完整的或部分的译介。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皇家学院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创作的新动向，并有意促使中国作家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就为瑞典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甚至中国80、90年代活跃的作家，如莫言、王安忆、王朔、苏童、余华、格非、林白、虹影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有了瑞典文或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

在人口不多的丹麦有五所综合性大学，其中哥本哈根大学和奥尔胡斯大学有东亚研究系。

中国文化在丹麦的传播主要得助于丹麦这两所大学的汉学研究，前者注重语言学和古典汉语文学的研究，后者则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

奥尔胡斯大学东亚系现任系主任魏安娜教授本人就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她近几年来尤其关注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界对这些理论思潮的接受。

她与一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不断地从他们那里获取中国当代文坛的最新信息，并组织国际研讨会，邀请中国学者和欧美的汉学家进行对话。

例如，1991年10月。

欧洲学者就在丹麦举行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和后现代”学术研讨会，欧洲著名汉学家包括罗德弼、顾彬、李夏德、杜伯尼等出席，出版的论文集“Inside out：Modernism and Postmodemism in ChineseLiterary Culture”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其中，丹麦Aarhus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Anne wedell-Wedellsh在对整个中国80年代的文学期刊如《文学评论》等进行细读和分析后，写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矛盾角色》一文，对中国文学批评在十年的时间内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状况逐一分析。

作者把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方法细分为三个阶段和四种形态，分析了刘再复、王宁、王晓明、王岳川等在评价寻根文学、现代派小说等当代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批评方法，最后得出结论：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虽然摆脱了文学反映论的窠臼，提出了文学本体论，强调了文学的“主体性”以及其作为“文本”的功能，开始用世界性的眼光多元地评价中国文学，建树了新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但是无论这些层出不穷的理论多么不同，在体现文学批评的多元化的同时又表现了一种两端论的左右为难的状态。

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一方面试图突破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重围，另一方面也过于强调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Anne还在文章中评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现代写作技巧的论著。

以Anne为代表的这些欧洲学者的文章，以outsiders和比较的眼光看中国文学现象，虽然带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但毕竟包含一些真知灼见，提出的现象和结论都值得我们思考。

总的说来，欧洲的学者没有像德国的顾彬那样，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也没有像中国学者对待欧洲文学那样，把它们奉为人类文化的精华而得到系统的研究。

这说明，欧洲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是缺失的，这种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欧洲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多为翻译和介绍性的东西，而且选择译介中国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标准不确定，一方面受译介者个人的爱好而左右，另57面也与流散到欧洲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有一定的关系，例如欧洲人对高行健和北岛的译介主要是因为北岛和高行健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定居到欧洲。

其二，欧洲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

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

他们零敲碎打地关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个案，没有从现当代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流派的群体框架等方面做系统全面的关注。

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

没有出现类似中国学者对这些国家的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煌煌巨著。

其三，欧洲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带着欧洲“东方主义”的视角，把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来看待。

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时，他们尤其是对中国当代的“文革”文学和“伤痕”文学感兴趣，企图从“文革”时期的文学中找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荒诞性和在“伤痕文学”中找到人民在所谓“专制政府”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

张贤亮和高行健是欧洲当代学者最感兴趣的两位中国当代作家，恐怕就是源于这个原因。

三结语

欧洲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尽管规模狭小，某些观点也令中国学者难以接受，但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启示。

第一，他们选取课题的角度新颖而独特。

西方学者在选择课题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调查、资料积累和论证，选取前人没有涉及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