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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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旅游业发展逐渐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一种新动力和特殊因素[1-2]。在城镇化进程中,旅游业必然受到城镇化进程影响而发生变化[3]。中国未来城镇化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而新型城镇化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4]。旅游业发展无论在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公共服务还是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着联动发展的耦合机制。

旅游业发展能显著带动旅游服务区农村人口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进一步转变成城镇人口,也能更好地打造社会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从而带动城镇化。反之,新型城镇化推进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应也会提升旅游业收入、规模等。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通过资源与市场耦合→“流”要素耦合→规模效应耦合→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耦合,实现二者协调发展。

旅游城镇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5-6],Patrick Mullins最早提出了旅游城镇化(Tourism Urbanization)概念[7]。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主要从旅游城镇(市)化的特征、模式、类型以及其对旅游目的地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8-11]。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概念、作用、模式、居民感知以及动力机制等方面[12-20]。也有学者对旅游产业与城市发展之间耦合协调和相互作用机制做了理论和实证探讨,罗文斌等运用了熵权和TOPSIS法对杭州市2001年~2009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21];王璐璐等在前者基础上,选取了中国25个主要旅游城市,对其旅游业与城市发展协调度进行了评价[22];张广海等以山东为例,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时序和空间特征分析[23];庞笑笑等则结合抚松县的案例,着重剖析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作用机理[1]。

新形势下,城镇化作为扩大我国内需的最大潜力,就要摆脱传统城镇化的老路,走新型城镇化的新路[24]。在此背景下,基于以人为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探讨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相互关系,促进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关注的热点问题。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对区域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协调机制研究不足,本文在众多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新型城镇化内涵,从探讨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机理出发,以云南省为例,采用信息熵权法对云南省的16个市(州)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借助物理学中的系统耦合模型,对云南省16个市(州)的旅游业系统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1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

在物理学中,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个子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现象[25]。而协调则是系统要素之间的一种良性关联,体现了系统要素之间的一种相互配合、良性循环关系[26]。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过程有着显著的耦合性特征[27]。而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通过与具有“新型城镇化”内涵特征的人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完善的耦合过程,则有着更为显著的耦合协调性特征。

人居环境改善囊括了城镇生态和人文环境宜居功能提升,城镇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就是旅游活动基本资源之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使得各区域旅游业竞争日渐从以新奇旅游吸引物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了以旅游吸引物和服务质量兼顾的综合实力之间的竞争,提供公共服务水平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要求,也会提升区域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而城镇作为旅游活动服务中心地之一,就意味着与旅游活动往往共享基础设施使用。

这些都决定了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有着耦合协调发展基础。

但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不是简单的静态和线性相互作用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的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二者相互作用机理可从以下几点来说明。首先,二者在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中有着高度的资源与市场耦合条件。这其中体现的便是城镇景观与旅游景观的耦合,城市消费市场与旅游消费市场的耦合。在一些城镇中,城市基础设施与地标等不仅提供了市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也作为城市景观为旅游活动提供了一种资源。

此外,城镇是一个区域物质与精神消费的主要客源地与目的地,物质消费更多的是城市作为空间上的经济集聚中心载体对市场功能的反映,而精神消费则更多的是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活动作为调节人心理状态的工具对市场功能的反映。旅游主导的精神消费与城市产业主导的物质消费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和融合发展,使得城镇往往兼顾了聚集观光、会议会展、休闲度假和旅游购物为一体的功能。

其次,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之间资源与市场的耦合,带来了各种社会经济要素“流”的耦合。在城镇化与旅游业资源、市场共生的关系下,人流与信息流之间的交织可带动金融流和物流在城镇空间中汇集。而在汇集过程中,城镇化与旅游业是相得益彰的,因为城镇有时要作为旅游服务中心地来满足游客的餐饮和住宿需求,而旅游活动则为城镇带来了人流,从而促进城镇作为经济空间的“流”节点,各种社会经济要素“流”在城镇中汇集,就会给节点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主要体现为以就业为主的社会效应和以经济增长为主的经济效应。

城镇就业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城镇人口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产业联动效应。有研究指出,旅游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就能给社会(民航、铁路、城建、轻工、商业)创造5-7个间接就业机会[27,28]。而经济增长与城镇人口增长则需要大量城镇建设用地来满足居民居住和生产用地需求。上述过程也就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过程。第三,旅游吸引物的空间分布差异,会使得旅游吸引物的集聚空间和旅游服务中心地出现两种空间关系[1]:一种是旅游资源集聚空间与服务中心地重合,如云南丽江古城;另一种是旅游资源集聚空间与服务中心地相离,因对自然景观的保护等要求,需在旅游资源外围设定服务区。

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而言,在旅游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旅游业的发展无疑对旅游服务中心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质量以及人居环境有着更高需求,这就迫使城镇作为旅游服务主要中心地,必须努力改善基础设施和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以期提高旅游综合服务质量,进而提升旅游业竞争力。这个过程提升了新型城镇化水平,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也会促使旅游服务中心地服务范围和质量的提升。

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不管是新建旅游服务中心地还是依托初始的地理空间增长极构建旅游服务中心地,都会带来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因为若是后者就回到了第一种情况的耦合机理,若是前者,则新建旅游服务中心地就会形成新的地理空间增长极,最终形成区域内单中心空间耦合逐步向多中心耦合嵌套发展,从而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当然,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与基础设施完善也进一步促进了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资源、市场的进一步耦合,而人居环境改善也就会吸引更多社会经济要素流的集聚。

上述过程的循环作用就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回路。 2 研究对象、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对象

云南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同时也是连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西南支点,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目前云南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和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水平发展较慢,具有以下特点:人口城市化水平较低,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的城镇化率为40.48%,低于同期全国城镇化率的53.73%;空间布局结构不合理,滇中城市对于昆明的依赖性较强,多数边境口岸没有形成具有规模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不平衡,只有昆明一个大城市,没有中级城市。

与此同时,云南也是旅游资源大省,2013年全省旅游总收入达到了2111.24亿元,其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为0.18,显著高于全国0.05的水平。近年来,云南省将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着力推进10大旅游产业集聚区、10大旅游文化名城、30个民族旅游文化示范县、60个旅游小镇和200个旅游特色村的建设。并借助旅游业发展,着力解决小城镇发展滞后、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等问题,逐步注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量”与“质”并重。

如今,云南充分利用民族众多、自然风景秀丽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壮大旅游经济,突出特色城镇建设,实现产城融合、城旅结合,已经成为云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2.2 研究方法

2.2.1 指标体系

依照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的内涵及特征,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完备性、可操作性以及独立性等原则,本文在对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筛选过程中,综合采用了理论分析、频度统计以及专家咨询等方法[27,29]。

首先对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其次在CNKI数据库中选取近10年有关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业测度的文献,按照引用频率进行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截取前18篇和前30篇用作为指标选取的文献参考;最后在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下,根据近10名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调整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旅游业系统指标体系包括了旅游业收入、旅游业规模和旅游业关联3个一级指标和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7个二级指标;新型城镇化系统指标体系包括了人口转移、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4个一级指标,非农人口比重、人均GDP等24个二级指标(表1)。

2.2.2 权重设定

(1)首先根据表1中指标体系,建立m个市(州)和n个指标的原始数据矩阵X=(xij)m×n。为了消除指标量纲、数量级以及指标的效益(正向指标)、成本(负向指标)属性不同造成的影响,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y′ij=(xij-min(xij)/(max(xij)-min(xij)) 效益指标(max(xij)-xij)/(max(xij)-min(xij)) 成本指标 (1)

式中,xij为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的原始值,y′ij是进行标准化之后的数值。

但进行标准化之后,有可能出现“0”值,为了使数据进行标准化之后仍有意义,本文将进行标准化之后的数据整体向右平移一个单位,即yij=y′ij+1[36]。

(2)指标权重计算。信息熵赋值法能够依据客观环境原始信息,通过分析各项指标间关联程度以及各项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确定指标权重,可以减少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和多指标变量之间的信息重叠性,本文采用该方法来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式中,ej代表第j项指标的熵;k代表波尔茨曼常量;?棕j代表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权重值。

(3)指标贡献度。考虑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的特征不同但是相互影响,在此采用线性加权法来测度子系统对总系统的贡献度。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U

1、U2分别代表旅游业系统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综合评价函数。

2.2.3 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方法

(1)耦合度评价方法。耦合概念来自于物理学,指2个或者以上系统通过某种途径而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现象。

耦合度便是对这种作用程度的衡量标尺,其决定了系统在达到临界值时将走向何种结构。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可将耦合度函数设定为[37-39]:

式中,C为耦合度,C∈[0,1],耦合度C值越大,表明耦合度越高;?滓、?籽为特定权重,考虑到新型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相辅相成关系,这里设定?滓=?籽=0.5;?兹为调节系数,一般取2?燮?兹?燮5,参考前人研究本文取值为2[40]。

(2)耦合协调度评价方法。

因为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各自发展水平都会有着不同程度差异,有时就会出现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情况下,但却出现了较高耦合度,而这与两个子系统耦合度都较高的内涵是不同的。为了区分上述两种情况的不同,本文用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一步反映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性函数如下:

D=(C×T)1/2,其中T=?琢U1+?茁U2 (6)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综合评价指数,?琢,?茁为待定系数,考虑两子系统之间相辅相成关系,将?琢、?茁都赋值为0.5[37],同时为了反映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之间耦合协调度,本文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来划定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和等级(表2)[21-22][27]。

2.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年云南省下辖的16个市(州)数据对云南省的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系统进行耦合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数据来源于2013年《云南统计年鉴》和2013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若其中数据在二者中不一致,数据以《云南统计年鉴》中数据为主。

3 结果与分析

运用上述研究方法对云南省2012年16个地州市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计算,可计算出各项指标权重(表1)、新型城镇化系统和旅游业的发展水平综合指数U1和U2(表

3、图2)、耦合度C(表3)以及耦合协调度D(表

3、图3)。

3.1 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利用ArcGIS中的最佳自然断裂法(Natual Breaks)可将云南省内16个市(州)的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聚分为4类,划分为4个等级来分析其发展空间格局。采用四象限图综合两个子系统发展水平指数来分析各市(州)发展类型。

从图2可以看出,在2012年数据样本基础上,云南省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差异。首先作为云南地理空间增长极的昆明,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数达到了0.9626;拥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丽江(0.7350)和迪庆(0.6426)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数达到了0.5以上;其次大理(0.4595)和西双版纳(0.4576)的旅游业发展水平也达到了领先水平;而其他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数都在0.3以下。

总体上,滇西北、滇中、滇南旅游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而从云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边境市(州)中红河、西双版纳与德宏的城镇化水平较高,分列全省的第

5、第8和第9位。此外,云南省内的滇中城市群(其包括了昆明、曲靖、玉溪和楚雄)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除昆明以外,玉溪新城城镇化水平达到了0.5079,曲靖和楚雄新型城镇化水平分别为0.4085和0.3915,滇中四城在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上分列前4位。

而且从图2中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来看,明显地出现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3级空间等级扩散。昆明为核心层;曲靖、玉溪、楚雄、红河(0.3772)、丽江(0.3717)、迪庆(0.3683)组成了第2圈层,成“V”字形空间分布;其他市(州)组成了第3圈层。

从发展类型上看,如图3所示,云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小于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的市(州)有6个,它们分别为昆明、西双版纳、大理、丽江、普洱和迪庆,这表明这6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滞后于旅游业发展水平。

其中只有昆明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属于较高水平,其旅游业产业发展水平指数达到了0.9626,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数也达到了0.8510。其他10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指数都要大于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这表明多数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属于旅游业发展滞后型,这些市州旅游业发展仍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旅游产品、产业规模和体系还需进一步改善。

但值得注意的是,昆明市在新型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水平上都远远高于其他市(州),这是因为昆明作为云南省省会城市,其有着独特的区位条件、气候条件和不同城市发展阶段[21]。

3.2 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运用本文公式(4)-(6),可以计算得出云南省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指数(表3)。结合表2中对耦合协调度等级的划分标准,可以得出云南省16个市(州)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等级。

从图4中,依然可以看出云南省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系统之间耦合协调等级中的第2圈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V”字形空间分布。

具体来看,优质协调的市(州)只有昆明市,其耦合协调度达到了0.9505,其旅游发展水平指数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达到了0.9626和0.8510,二者都是云南省最高。昆明作为全国著名旅游城市具有区域性绝对的城市旅游地区位条件优势。城市旅游地区位可划分为交通区位、客源区位和资源区位,区位条件直接关系到客源市场规模和城市旅游产品格局[22]。

从交通区位来看,昆明有着完善的立体式交通,长水机场是我国五大国际航空港之一;从客源区位来看,其临近东南亚、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自身又是滇中经济区核心城市,有着广泛消费者市场;从资源区位来看,滇池、石林风景区等自然景观与以大观公园、云南民族村等组成的人文民族风情为昆明提供了丰富旅游资源空间组合。这些城市旅游地区位条件为昆明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丰富基础。

同时,昆明作为云南省经济、政治、文化、交通运输中心,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水平高,使其拥有较高游客接纳能力和旅游环境承载能力。昆明城镇化为旅游业提供了发展基础,旅游业发展通过吸引社会经济要素“流”,进一步促进了新型城镇化规模化发展和质量提升,这种作用循序渐进,成就了昆明的国际著名旅游城市地位。

中级协调的市(州)只有丽江,其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数在云南省排第2位,新型城镇化水平则仅次于滇中城市群4市(州)和红河,排在云南省第6,为滇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丽江地处横断山脉的三江并流地区,民族众多、文化灿烂、历史悠久,拥有老君山、玉龙雪山、大研古城、泸沽湖等优秀旅游景点。其旅游业2012年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达到了2.89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到了193亿元,分别排在云南省第3位和第2位;而其星级饭店数为187个,比滇中城市群总和还多。近年来,作为云南省重要旅游城市之一,丽江充分发挥自身旅游资源优势,将旅游业作为其主导产业。

丽江旅游业快速发展,也大大加快了丽江人口城市化过程,同时也使得基础设施出现了超常规发展[18],这都为其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发展条件。但丽江促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机制与昆明不同,丽江的旅游业发展助推新型城镇化作用力更为明显。二者作用机理在丽江体现的是:独特旅游吸引物与旅游服务中心地的结合带来了社会经济要素流,并由此助推关联产业发展而形成规模效应,而由需求主导的市场力量又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完善度,从而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为丽江旅游业发展提了良好基础,从而达到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回路。

初级协调的市(州)包括了迪庆和西双版纳,二者都属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分别在云南省排在第3和第2位。版纳的国内旅游收入排在全省第3位,而迪庆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高居云南省首位,达到了5.12亿美元。迪庆有多样的气候条件、生态系统和独特的地质地理环境,悠久而殊异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背景,香格里拉是其旅游业发展的著名品牌。而西双版纳则拥有中国唯一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动植物种类丰富,自然景观层次丰富多样。

二者新型城镇化水平都较大地滞后于旅游业发展水平。迪庆和版纳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分别排在全省的第7位和第8位。两市(州)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与丽江类似。勉强协调的市(州)包括了大理、玉溪、红河、德宏、曲靖和楚雄6个。其中玉溪、红河、德宏、曲靖和楚雄属于旅游业发展水平滞后型,玉溪、红河、曲靖和楚雄4市(州)包括了滇中城市经济圈中除昆明以外的所有区域,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

而德宏则依靠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畹町和瑞丽等口岸发展对外贸易,近些年城镇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这5市(州)都有着较为优良的旅游资源,具有代表性的如:玉溪的抚仙湖、红河的哈尼梯田、德宏的大盈江和旅游城市瑞丽、曲靖的九龙瀑布群、楚雄的元谋遗址等。这5市(州)的旅游与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主要有两种原因,旅游吸引物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还较为有限,没有依靠旅游业吸引到大量人流带动其他社会经济要素流;或是旅游资源集聚空间与服务中心地过于分离,导致城镇与旅游业协同发展的能力下降。

但这5市(州)要么临近昆明,要么有优良的出境口岸,依托此对其规模经济形成有重要作用,从而以新型城镇化发展来带动旅游业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而大理则与其他5市(州)不同,属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型。大理自古就是滇西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其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成为滇西北旅游黄金线上的重要节点,依托其旅游业的发展,经济得以快速发展,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位列全省第5位,人均GDP位居云南省第7位。

但同时其公共服务水平、人居环境等并未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城镇登记失业率仅次于昭通,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够,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大理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这也是导致大理新型城镇化相较于旅游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濒临失调的市(州)包括了保山、普洱、怒江、文山、临沧5个市(州)。其中普洱属于新城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型,其余4个市(州)的属于旅游业发展滞后型。

昭通属于轻度失调型,旅游业发展水平指数仅为0.1540,排在云南省倒数第4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略高于旅游业发展水平,排在云南省倒数第1位,为0.1660。这些地区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发展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因为交通和区位条件的限制导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二是受旅游中的“屏蔽效应”或“阴影区现象”影响,因为某些限制性因素的存在或者附近旅游地开发火爆,导致开发利用价值减少或旅游地冷清,并进一步造成了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有限[41]。

4 结论与讨论

在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挖掘、利用和开发旅游资源,通过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合力实现二者的融合共进,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本文从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特征耦合,即资源与市场的耦合角度出发,分析了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采用熵权法测度了云南省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耦合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了两者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

结果显示,当前云南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以昆明为中心形成了“V”字形空间分布的第2圈层,等级化明显,这表明昆明周边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对昆明的依赖性较强。同时西双版纳和德宏借助边境口岸的优势达到了协调发展水平。

云南旅游资源丰富,但外来资金少,通过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形成规模效应,应增强财政“造血”能力来缓解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投资压力,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同时新型城镇化“质”和“量”的提升也能提升旅游业的服务质量和核心竞争力,两系统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对云南地区固然是实现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好路,但由于受旅游活动中“屏蔽效应”或“阴影区现象”的影响,各地更应当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发展,而不应无规划开发形成区域间恶性竞争,降低云南旅游业的整体形象。从城镇化的空间区位分析来看,作为我国西部重点培育的滇中城市群核心城市,促进昆明旅游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优质协调发展,有利于强化其辐射源功能,带动滇中城市经济圈的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发展。

德宏和西双版纳作为西南重要边境口岸城市,应充分利用国家赋予边境口岸型城市的特殊政策,通过建立区域性物流枢纽、区域旅游服务中心、边境经济合作区来推动口岸型城镇的发展。其他边境型口岸城市可以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挖掘旅游潜力和发展区域性物流和旅游服务中心,提升自身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实现旅游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最终通过边境城镇发展和昆明的中心辐射作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均衡。

迪庆和版纳应当在发展生态旅游的同时,合理有度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玉溪、红河应当积极参与建设昆明-玉溪拓展至红河州北部旅游文化产业经济带,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推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曲靖和楚雄也应该依托构建滇中城市经济圈无障碍旅游区,积极挖掘自身旅游潜力,促使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