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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规范化工作具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四世纪印度语言学家波尼尼就是一个语言规则的制订者，他在《梵语语法》即《波尼尼语法》中，用3996（或说4000多）条规则，描写梵语的语音和语法，对梵语的规范化起了很大作用。在中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采取李斯的建议，统一规定以小篆为正字，淘汰通行于六国的异体字，对汉字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拉丁语的地位下降，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本地语。为了“保卫”和“纯洁”这些本地语，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学院。1582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成立了旨在净化意大利语的秕糠学会，它帮助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语的基础方言，并在1612年出版了有名的《秕糠学会词典》。不久法国也相继成立了法兰西学院，该机构的章程宣称“本院宗旨是：全力以赴规范我们的语言，使其纯洁、富于表现力，并对文艺和科学进行充分描述。
”并经过多年努力编成了《法兰西学院词典》（1694年）。实际上，19世纪以前所有的语言学都是注重规范的。希腊和拉丁语法学家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正确地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和说话的永远不可改变的规范准则。这也许是人们总是把他们的工作轻蔑地称为“前科学的”的原因。但甚至在19世纪，许多杰出的新语言科学的奠基人也都深深地卷入了语言规范问题。
丹麦的拉斯克花了许多时间为丹麦语设计了更合理的拼写系统，并且就此题目于1826年出版了整整一部书。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象格里木和施莱赫尔，就德语的正确性这个题目写了许多文章。19世纪下半叶，新语法学支配着语言学，他们对这个问题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保罗在其《语言史原理》一书中，用一整章来探讨标准语，而诺林写了一篇透彻的文章，研究语言的正确性问题。
在英国，语言学伟大的奠基人斯威特终生都活跃于“拼写改革协会”。在20世纪，梅耶详尽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而叶斯柏森在其《人类、民族和个人》一书中，以两整章的篇幅讨论“正确性的标准”这个题目。语言规范不能凭个人的主观好恶，必须要有客观根据，特别是在选择标准语时，更要注意这点。标准语是一个民族的经过加工、规范的共同语。
它是在某个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作为共同语的根源的方言叫做基础方言。在同一语言的诸方言中，究竟哪种方言能成为基础方言，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爱好，而决定于该方言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地位。通常有下列因素使一个方言成为标准语的基础：1.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在地；2.通行地区广，使用人口多；3.代表整个语言发展的趋向；4.如果有文字，往往有用这个方言写成的大量文献。
一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如果分布很广，各地语音有差别，应该选一个最有影响的地点的语音作为标准音。例如，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即汉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国的北方是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主要地区。著名的古都北京、西安、洛阳、开封等都在这个地区。由于旧的书面语——文言跟口语日益脱节，十二三世纪以后，形成了一种与北方口语紧密结合的书面语——白话。
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是用白话写的。不仅说这个方言的人占70%，通行地区也约占说汉语的地区的四分之三，而且许多方言区的人也看得懂白话文，会写白话文。所有这些因素使北方方言成了汉语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分布很大，各地语音有差别，于是选择了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是因为近六七百年以来，元、明、清三代都建都于北京，所以北方方言里的北京话影响最大。
“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使北京语音成了“国音”。解放以后，我国定都于北京，北京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根据汉语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规定汉语标准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又如，意大利的共同语是建立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的。
这是因为当意大利还没有绕一以前，著名的文豪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就是用这种方言写作的，他们整理、锤炼、丰富了这种方言，并使它随着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意大利的标准语就在多斯岗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而标准音则选多斯岗的首府——佛罗伦萨的读音。现代维吾尔标准语的词汇和语法以伊喀方言为基础，语音则以乌鲁木齐伊犁话为标准音。
语言一般只有一种标准语，但也有两种或多种标准语的，如傣语就有西双版纳和德宏两种标准语。标准语的规范不能全部照搬基础方言和标准音的全部内容。如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因此，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不规范的。这是就整体说的，但不是说北京话任何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的，都是普通话成分。
在北京语音里，由于各种原因，也仍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例如异读和土语成分等等。对于这类异读词，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曾经加以审订。又如北京语音里，轻声和儿化特别多，普通话没有必要全部吸收进来，应该吸收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