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发展变化

[问几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答题一新时期十年小说思潮的发展历程]一、新时期十年小说思潮的发展历程是（从思潮角度分析，而非题材角度，否则分类方法就有区别）：最早出现的是“伤痕文学”（1977年——1979年），代表作《班主任》、《伤痕》稍后发展成为...+阅读

中国当代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发展变化

我们是一个农民的国度，我们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农民生活为体裁的小说很多。最早、最著名的农民，是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的其他小说，《祝福》里祥林嫂、《故乡》里的润土，《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太和《离婚》里的爱姑，也是现代白话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农民，这里单说最著名的农民“阿Q”。阿Q的性格：好大喜功、好吃懒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胜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货都有。由于太特点，太典型，阿Q超越了“农民”的属性，升腾成落后国人的代名词——国民性、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又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国民。他既是农民，也是市民，更是流民。剩下的九斤老太太，祥林嫂、爱姑和润土，虽然是农民，但跟国瑞没有多少共性。

国瑞是个进城农民，读过几年书的新时代农民。阿Q们都只在乡下打转，死活不进城——跟城市，他们是死活不往来。对于现代白话文小说里的农民而言，进城就意味着冒险，例如《子夜》里的吴老太爷进城，被远东最繁华大都市上海的疯狂霓虹一下子就击倒在地。他的死亡，在小说有着强烈的隐喻效果。这些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乡绅和农民，他们愚昧、无知，不知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体验新的情感。无论阿Q、吴老太爷还是后继的那些农村题材作品，都是现代白话文独创的革命性地贬抑传统乡土文化的典型方法。在这些小说里，乡村是蒙昧的，乡民是愚钝的——因此需要启蒙主义——乡村的文化是腐朽的，因此需要一种强烈的变化，才能一新旧中国。在这里，“新”字具有强烈的革命意味，对“新”文化的崇拜和向往，意味着对“旧”文化的鄙视和摈弃。

很不幸，乡村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新文化主攻手的轰炸目标。而我们这些晚生者，对“旧”文化时期的认识，就隔着这样的弥彰，而遍地狼藉。那时代的文学描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写意，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寓言性。系统地重读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主流作品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些主流作品误导了人们对当时乡村世界的认识，从而也屏蔽、隔离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同样在“鲁镇”出生、成长的周作人，其笔下相对暖色调的叙述，那些美好的乡村记忆，形成了这些主流作品的反面。游客可见，现代白话文前期作品里的乡村阴霾，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迷雾，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和写实。天才女作家箫红的《呼兰河传》里，虽然有大量的悲惨事件，但是写到她自己的童年生活，却也带着浓重的暖色调。

而对于一种革命性的启蒙主义理解来说，暖色调反而是不恰当的。跟这些前辈农民不同之处在于，《泥鳅》里的新农民国瑞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进城”打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阿Q之后，茅盾《春蚕》里的老通宝也是一个著名的农民。老通宝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为有了一个好收成可以歇口气了。没想到，丰收了日子也还是过不好。文学教程说，老通宝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压迫阶级”。最后，教材一言以蔽之：“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在这点上，《泥鳅》的男主人公国瑞要比他的农民前辈强些；新社会了，没有阶级压迫，大家都是同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瑞进城，不会像阿Q们进城那样，可能碰到汉奸、买办、青红帮、红头阿三和伪警察。

国瑞进城后，只会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民公仆。在这点上，国瑞应该自感高农民前辈一等。除了阿Q、闰土、老通宝等前辈农民，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路遥的代表作《人生》里，刘巧珍是新时代的新农民，她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赵树理在《三里湾》塑造的新农民王玉梅的塑造方式，在一个纯粹的乡村里，硬生生地植入了一个不识字但是知事达理、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仅是古典美的，有如俄罗斯巡回画派重彩油画风景里里的少女，还坚强乐观，对未来和美好都持有充分的信心。

刘巧珍虽然碰到了负心汉，她身上的传统革命乐观主义，就像蔬菜上残留的农药，让她继续美丽和善良着。一些坚硬的结构在分裂，一些石头在风化，但是这些异动还处在发端初期，还不能对刘巧珍造成致命打击。《泥鳅》里国瑞的未婚妻陶凤，在人物性格上，也是美丽、温柔、善良，脆弱，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对，叙述铺垫也不彻底，陶凤的性格形成和人物变化，都不充分。陶凤的人性美在小说里反而显得十分无力——小说的可靠背景相当重要。翠翠诞生于《边城》里的湘西小城，她是纯粹的，不需要细描铺垫，超俗的味道在那里浸润着。陶凤则不然，她的生存土壤不纯粹，邪恶的毒雾在流淌：乡氓陶东因为陶凤的哥哥睡了他老婆，就上城来找陶凤，要奸污她。

他以自己的卑劣行径为荣：这样大家就扯...

能否解释一下乡绅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阶层

近代中国的乡绅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

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的赋税及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等方面。

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每个阶层的经济地位都与土地占有量联系在一起，乡绅占有的土地远多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高于农民，其经济地位当然也高于农民。乡绅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从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上反映出来。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

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

此外，乡绅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由上可见，乡绅阶层是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他们的各种权力和社会地位，相当一部分是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封建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让乡绅在皇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以补充地方行政的不足。同时，乡绅又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这种源于古典式民主并具有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乡村民众的代表，构成在官府之外的又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既是官方与民间的桥梁；又是官府、乡里所期望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的不二人选.

范进中举读书笔记范进张乡绅众邻居胡屠户都有人物性格分析

范进中举前后，乡民对他的态度有甚么不同？乡民对范进的态度：范进去应乡试，家里人饿了两三天，也没有人过问，出榜那天，他穷得没有米煮饭，也没有人来慷慨相助；范进中举后，人们竭力奉承，唯恐不及：「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了两只鸡来的」，范进被胡屠户一巴掌打晕后，众邻居齐上前替他抹胸口、背心，争先恐后地巴结他。作者藉此具体地讽刺当时的炎凉世态。试分析范进的为人： 1）热中功名：范进穷一生的精力于科举考试，虽然屡遭挫败，仍寄望甚深，士到五十四岁才中秀才；后来他打算去应乡试，却被胡屠尸户奚落，叫他死心，但他宁可让家人挨饿也要再去应考；及至中举，他竟然欢喜得发了疯，这是范进热中功名的最具体的表现。

2）老实中厚：范进善良安分孝顺母亲，夫妻和睦，与邻居坊众的关系良好，更不曾因穷人而作出贪鄙、越轨的行为；他中举后没有骄傲自大能保持一向谦厚的品德。 3）怯懦麻木：胡屠户在范进中秀才后，盛气凌人地辱骂他，说他是「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他只是唯唯诺诺，还说「岳父见教的是」；他向胡屠户借盘费，胡屠户用不堪入耳的说话骂他，甚至骂他母亲是「老不死的老娘」，他也毫不生气，充分表现出范进逆来顺受、怯懦麻木的性格。 4）迂腐无能：家里穷得无饭吃，范进手足无措，要等母亲「吩咐」，才慌忙出去卖鸡，可是他在集上一踱一步，东张西望，老半天仍未能把鸡卖出，证明他平日只埋首读书，缺乏谋生技能；邻居告诉他考中了举人，他以为别人骗他，无奈地请人家不要和他开玩笑，以及他喜极发疯的狼狈相，都说明范进迂腐无能。

试分析胡屠户的为人： 1.说话方面： 1）庸俗势利：范进中举前潦倒穷困，胡屠户辱骂他为「现世宝」、「穷鬼」，说他「尖嘴猴腮」，想中相公是「癞虾蟆想食天鹅肉」；提到「万贯家私」的张老爷等，便说是「文曲星」下凡，「一个个方面大耳」。由此可见，他嫌贫爱富。 2）凶暴粗鄙：他听见范进想借盘费去考乡试，便辱骂范进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语气凶暴；又叫范进「撤抛尿」照照自己的样子，骂他「想天鹅屁吃」；提到范进的母亲时，又骂她为「老不死的娘」，用语粗鄙，不堪入耳...

范进中举里张乡绅的表现文中对人物的描写有那些

《范进中举》写了腐儒范进突然中举的前后变化，主要写了三个人物：范进、张乡绅和胡屠户。 1.范进小说主人公范进，表面上呆头笨脑，穷困愚陋，逆来顺受，酸气十足；内心里却热恋功名，追求利禄，奴性十足，卑怯懦弱。从他身上，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对读书人的毒害。他半生贫穷困乏，有时到了断炊挨饿的境地。他连考二十多次，没能进学。受人冷遇，遭人歧视，好不容易到54岁才勉强进了学，算个秀才。他丈人胡屠户骂他“现世宝”。他也只唯唯诺诺，怯懦地回答：“岳父见教的是。”有时被骂得“摸门不着”，甚至把臭痰吐他一脸，也没半点儿脾气。穷困并未使他那腐儒的呆气和酸气减退，即使在急待卖鸡买米时，也还是“一步一踱”，“东张西望”，并不着急。

同时，他又名利熏心，拼命追求举人、进士，热衷做官为宦。他饱经科场打击，受尽了冷嘲热讽，但并未使他追求功名的热心减退。到了54岁的晚年，仍然以“童生”资格，在腊月寒风中，披着破烂的麻布直裰，冻得哆哆嗦嗦，去考秀才。家里穷得无钱买米，他还要到处借钱凑盘缠，去考举人。当他骤闻中了举人，激动得无法控制，竟然疯了，真是可怜、可叹又可笑。说他呆头呆脑，又不尽然。范进见了地主豪绅，就露出了一副媚骨，竭力拉拢巴结。会到了张乡绅，满口是“久仰老先生”，“幸得出老先生门下，可为欣喜。”尽力谄谀奉迎，奴性十足。最后，范进这种百无一能、迂腐呆蠢的人，很快就做起了官老爷，掌握政权，管理百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封建官场的黑暗。

2.张乡绅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乡绅，是一个老奸巨滑的人物，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也是“举人出身，做过一任知县的”，有“万贯家私”，“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可见其是个地主兼官僚，地方大土豪。他和范进无亲无故，甚至没有一面之识，但一见范进中了举，就立即坐上大轿，前来拜访，极力拉拢。他很注意科场脉搏，一发了榜，立即查阅“题名录”，以便寻些蛛丝马迹，作为攀拉新贵的线索。只是由于阅范进考卷的汤知县是他先祖的门生，就和范进拉扯成“亲切的世弟兄”。而且越说越近，竟至“如至亲骨肉一般”。他知道范进穷困，先赠白银五十两，再送三进三间房一座。好不亲热！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范进已取得了做官当老爷的资格，将来大有借重之处。

赠银送房，只是将本求利，而且是将小本求大利。他笼络范进，还为了收买帮凶，扩大自己的势力，壮大地主豪绅的声威，达到其鱼肉乡民、称霸一方的目的。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剥削阶级的反动虚伪而又狡诈卑劣的面目。 3.胡屠户小说另一重要人物胡屠户，做卖肉生意，受剥削阶级影响较深，有很重的市侩习气。他学就了随风转舵、看人下菜的坏习惯，养成了巴结富贵、鄙薄贫困的势利眼。范进是他女婿，但在范进中举前，却对他十分鄙视，百般辱骂。范进考得秀才以后，他还是大骂其为“穷鬼”、“癞蛤蟆”、“尖嘴猴腮”、“烂忠厚没用的人”。甚至断定，“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听说范进要去考举人，更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范进中举以后，胡屠户马上换了一副神态。张口一个“贤婿”，闭口一个“老爷”，再不就不伦不类地称作“贤婿老爷”。过去骂过的话全部赖掉以外，还捏造了一派假话，“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我小老这一双眼睛是识得人的。”范进醒后回家，屠户抢在前头，高声喊：“老爷回府了！”真是前踞而后恭，先后判若两人。胡屠户眼睛里只认得大富大贵的地主官僚，看不起种地的劳动人民。他提起张乡绅就恭维备至，说他是什么“天上的文曲星”，生得“方面大耳”。甚至胡吹乱捧，说“他家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还多些哩！”而对农民则白眼相加，还教训范进说：“家门口这些种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这种媚上欺下的态度，同对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是一致的。胡屠户属于小市民阶层，还有自私自利、见钱如命的特点。范进向他借盘缠考举人，不但一文不给，还破口大骂。范进在家饿了两三天，他也置之不理，毫不在意。一听说范进中了举人，立即拿来四五千钱相贺。范进给他银子，他眼见雪花银，眉开眼笑，却又不好意思立即拿走，只得“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虚意让一让。范进一松口，他“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还拿儿子作垫，给自己找个下台阶：“如今拿了银子去骂这死砍头断命的奴才！” 从胡屠户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些趋炎附势之徒的丑态。